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3乘3新模式”、经济新常态、产业互联网、公德、制度创新与国企改革、共赢主义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唐俊:“3乘3新模式”是中巴贸易结构优化的黏合力】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拉美学会副秘书长唐俊撰文指出,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中巴工商界峰会时,提出“共建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行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并被迅速提炼成中拉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
“3乘3新模式”反映出中国政府主动、迫切、真诚地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3乘3新模式”的新颖之处在于果断抛弃一己私利而在国际产业链中死掐的零和旧模式,而是站在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合作与共赢,其核心思想在于中巴实现产能对接,暗含的本质深意在于重塑中巴贸易产品空间。三大通道、三大主体和三条渠道可以实现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如同许多个原子裂变,从而爆出的具有几何基数效应的巨大能量,足以打破任何产品空间的刚性,既可以为中国和巴西的产业升级、产品空间优化乃至经济转型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又能为中巴贸易结构的优化和结合提供强有力的黏合力,甚至辐射到中国与整个拉美地区的经贸领域,促进中国与拉美形成优进优出的贸易结构。
摘编自光明网
【涂子沛:“云”将成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家庭存在和发展的命脉】
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沛认为,当下正是向产业互联网迈进的转折点;万物相联是通过互联网和传感器实现的,硬件的发展正呈现微小化、移动化和消费化三大趋势,各种传感设备不仅可以做得很小、很便宜,还可以随身带着走,这些微小的设备可以装备到全世界各种物体之上,包括机器、电器、人体、动物、植物等等,它们收集这些目标的状态数据,再通过无线网络和其他的物体相互交换数据,形成一个“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的世界。一言以蔽之,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主要特征的万物互联,将和传统人人互联不一样,它不仅可以加快信息的流转速度、增强人们的生活愉悦度,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拉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为GDP的增长作出显著贡献。其中的关键是“云”,万物在云互联,“云”在未来必定成为产业、公司和组织的业务依托,云在信息时代的作用,将不亚于工业时代的“电”。就像水、电、气一样,“云”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家庭存在和发展的命脉。
摘编自《经济日报》
【胡鞍钢:共赢主义集新中国历届领导人之大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撰文指出,中国领导人倡导共赢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历届领导人外交方针、方略之大成,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早在毛泽东时代,就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他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战争的根源。进入二十一世纪,胡锦涛首次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将“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作为中国主张、中国理念、中国原则、中国追求。后来又明确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开辟了世界大国的先例,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宣示。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几届领导人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基本思路,带头走出去,与世界各国政要和人民做朋友,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实践创新,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亚洲梦”、“亚太梦”、“世界梦”,坚持贯彻正确义利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更加明确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建设和谐世界(指大同世界)的倡导者、践行者、先行者。
摘编自《人民论坛》
【杨泰波:理解经济新常态要弄清四个不等式】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杨泰波认为,面对经济新常态,应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本来应当坚持的不坚持了、应当作为的不作为了。这里的关键是对新常态的理解和把握必须全面、准确、透彻,切忌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从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情况看,应弄清新常态下的“四个不等式”。1.新常态下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不等于不要增长。一味调低增速,不是新常态;只有放缓没有提升,也不是新常态。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新常态下强调动力转换,不等于投资不重要了。必须明确,投资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仍然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新常态下,在用更大力度、更有效措施扩大消费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必须继续把稳投资、扩投资作为发展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3.新常态下面对的难题和挑战增多,不等于缺少机遇。面对新常态,一定要有辩证思维和全面认识,既看到挑战,克服盲目性,增强忧患意识;又看到机遇,克服悲观情绪,坚定必胜信心。在积极应对挑战的同时,敏锐地发现和捕捉机遇,主动地把握和用好机遇,在抢抓机遇中把我们的优势和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千万不可坐失良机。4.新常态下不再以GDP论英雄,不等于干部肩上的担子轻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须知,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做经济工作的难度比过去不是小了,而是大多了;各级干部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多了。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摘编自《人民日报》
【廉如鉴:“缺乏公德”并不是中国人行为的固有毛病】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如鉴表示,近年来,中国游客的很多不文明行为在国内外饱受诟病,国家旅游局甚至在最近推出了“游客黑名单”制度。包括旅游不文明现象在内的很多行为,都给人留下了“中国人缺乏公德”的印象。事实上,早至晚清时代,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德”的批评就不绝如缕,这与中国历来追求“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文明古国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吊诡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却是“崇公抑私”,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曾指出,中国文化里的“公”有着强烈的价值色彩,“公”总是属于正面价值受到提倡,“私”总是属于负面价值受到贬斥。
中国历史上的“崇公抑私”传统,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私利、肯定公利的意思,而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人伦礼义。“崇公抑私”在现实中也并没有导致“公私两无”的结果,而是真真切切地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礼制秩序的日常运行中。梁漱溟认为不能把“缺乏公德”看做中国人的缺点。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行为习惯都和其所在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中国人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缺乏公德”并不是中国人行为的固有毛病,而是在新社会环境下难以适应的一种表现。
摘编自《大众日报》
【季晓南:把制度创新摆在国企发展突出位置】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指出,对我国国有企业来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制度创新摆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一是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也是影响企业绩效提升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现代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二是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制度选择。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任务。三是继续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经营机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提升国有企业绩效的重要保证。四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重点难点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对突破国有企业体制障碍具有较强的牵引作用,对提升国有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五是健全国有企业的监督体制。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督体制是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保障,对国有企业绩效也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经济日报》
【石亚军:政府职能转移到社会组织的四种形式】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石亚军,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高红表示,政府转移到社会组织的职能同样不能以行政权力为载体,而是以合议公约、自愿服从、自我约束、协商调整、共同发展为内涵,具有社会组织特征的自律手段为载体,具体体现为四种形式的功能:第一是主体资格认定功能,即通过实施政社分开、改革挂靠体制,赋予社会组织以独立的主体资格,一个组织成立与否由其宗旨、内容、运作、管理是否合法为评价标准,不再受到行政主体的干涉与钳制;第二是行业自律,即行业内部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功能,内容主要包括自律公约的制定、管理方式的确定、监督形式的选择等;第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国家从宏观政策层面鼓励社会组织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如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依靠成员自愿,为某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医疗、救助、心理疏导等服务;第四是组织内部微观管理,主要指社会组织自主运行,财政权、人事权等不受政府干预,自行决定组织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
摘编自《中国行政管理》
(光明网记者蒋正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