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亚投行、政治互信、“四个全面”、国有企业审计工作、社会治理、高等教育国际化、家庭教育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曾赛星:亚投行给“中国建造”全面走向世界提供重大契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赛星表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将开始全面运营。有关成员国将共同努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确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中务实、高效的一员。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国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将迎来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契机。作为“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建设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是体现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提倡的开放包容、透明公正理念的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普遍具有刚性的财政约束,基建投资支出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相关指标如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均远低于我国;同时,我国涉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对接的西北部各省区铁路、公路及高速公路密度也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均极其旺盛,投资空间巨大。机会千载难逢,怎能失之交臂!“中国建造”迫切需要朝乾夕惕,倍道而行,接棒“中国制造”,塑造响亮世界的“中国工程”品牌。
摘编自《文汇报》
【李永成:政治互信是中欧关系的核心资产】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永成指出, 6月29日,李克强总理在中欧工商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开创中欧关系新局面》的主旨演讲,总结了40年中欧关系发展脉络,勾勒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内容丰富,满是干货。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总理将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归功于三大支柱,一是双方在政治上“始终能够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双方在经济上“都致力于相向而行、互利共赢”,三是双方在文化上“共同促进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在这三大支柱中,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为核心的“政治互信”作为第一支柱无疑是重中之重,它不仅是中欧关系的战略动力,也是中欧关系超越“文明的冲突”和“大国政治的悲剧”逻辑、不断走向成功的有力保证。
首先,政治互信是中欧关系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是决定中欧关系面貌的核心要素,使中欧关系成为让中欧人民放心、让世界人民安心的、靓丽的主要双边关系。其次,中欧政治互信不仅是双方利益关系的产物,更是领导人的战略远见的成果。 第三,政治互信是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第四,政治互信是中欧文明关系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动力。
摘编自光明网
【郑长忠:“四个全面”是“火箭式菱形结构”的战略布局】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长忠认为,在“四个全面”的内容中,我们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的目标与方向,“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战略的两翼与重点,“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的基础与主体。由此, “四个全面”在内容结构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火箭式菱形结构”的战略布局。任何一个战略布局,都要有一个目标与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一战略布局的目标与方向。不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奋斗目标的阐述,还是上述我们理论分析的历史逻辑,都很明确一点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出现与发展的内在动因。在党建国家历史逻辑作用下,要能够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党的力量领导人民来推动。因此,推动两翼发展以实现目标,动力在于党,而党是领导人民的核心力量,因此,党与人民就成为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历史性的主体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让人民能够拥护党,并发挥主体作用,对于党来说,就必须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摘编自光明网
【刘纪鹏:深化国有企业审计工作要做三点】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指出,传统审计转型与升级迫在眉睫,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国有企业审计。首先,审计机关应当建立宏观性、全局性的思维模式。从制度、体制和政策层面,分析国有企业现有布局、发展和监管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转换角度拓展国企审计范围,深化企业审计。针对目前国有企业资产营运效率不高、抗风险能力差的现状,审计机关应从推进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角度提出审计建议。其次,要创新审计技术方法,通过技术升级来深化国企审计。审计机关要更新审计观念,积极创新审计方式,通过审计信息化等新技术方法来深化企业审计,主动感知国有企业苗头性问题,把风险消灭在萌芽阶段。最后,要加大跟踪督促整改力度,促进企业审计结果公开化。针对被审计单位一些屡查屡犯、消极整改等问题,审计机关要在初次审计基础上跟踪督促整改,通过人大的权力监督、部门的联动监督和社会的舆论监督,达到提升审计成果,强化审计整改工作的目标。
摘编自《经济日报》
【金太军: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体制】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金太军表示,社会治理的应然诉求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在合作治理、参与行政、依法行政等观念的指导下,将社会力量引入社会治理中,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的战略路径,也是解决上述重点领域问题的根本体制保障。
具体而言:第一,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其总揽全局和引领方向的核心领导作用;第二,转变政府社会治理传统理念,培育社会与公众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与能力。第三,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机制体制,完善法治建设与法制体系。第四,建立落实协同合作体制的支撑平台。着力建构包含各种优势资源与能力的信息共享机制、技术融合机制、政策优惠机制等。
摘编自《新华日报》
【理查德·弗里曼:高等教育国际化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哈弗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弗里曼表示,国际交流有“走出去”与“迎进来”之别,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同样存在这两种方式。近年来,中国的教育系统得以相当程度地改进,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所以在中国每年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走出高校。中国政府还设立很多留学项目,本土本科教育培养出的众多“学霸”,纷纷拿着政府的资助海外求学。中国学生正越来越密切地融入国际课堂之中。
客观地讲,要迈出“迎进来”的一步尚需假以时日。30多年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科研工作才刚刚重新开始。高等教育国际化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上的资助,设立一些特殊项目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中国并没有引进移民的传统,于是需要营造更加包容、乐于接纳的文化,这同样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另外,想要迎来更多的年轻人从海外而来,环境污染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文汇报》
【王湛: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必须抓紧三件事】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认为,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必须抓紧三件事。一是在全社会加大对正确家庭教育观的宣传和引导,促使广大家长确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改变家庭教育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教育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加强对家长学校、家长培训的规范和引导,重视对家长教育的研究和指导,研究提高家长学校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方法,教育部门要把办好家长学校纳入指导和考核学校教育工作的范畴。三是积极开发高质量的家庭教育资源。家庭教育资源尤其是家长培训指导的书籍资料存在着优质资源少、劣质资源滥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编写相关书籍资料,开发各种媒质的资源,利用网络平台,向广大家长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资源。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光明网记者 李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