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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传播文献的两大真空

2015-12-03 09: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有话说
2015-12-03 09:49:1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责任编辑:李贝

  作者: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 李金铨

  传播研究已成为世界景观,但它毕竟发源于美国,带着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我自从1971年到美国念书,后来在美国教书,与美国的传播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受益者,受益不代表没有批评,批评不代表全面否定,更不是在鼓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逐渐窄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播研究的先驱进入美国政府,研究如何对付纳粹的宣传策略。战后传播研究突然不景气,1958年,贝勒森(B. Berelson)甚至宣布要为它送终,因为当年奠基的元老或去世,或已离开传播领域。到了1972年,著名社会学家甘斯(H. Gans)问到,传播理论为何如此“饥荒”?他说,一方面传播研究流行文化,领域太窄了,而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是高尚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当作美国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来研究,则又未免失之宽泛。2008年,普利(J. Pooley)和凯茨(E. Katz)重提社会学家为何抛弃传播研究,其转折点在于范式转移:原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独领风骚,面临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浪潮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学家以社会制度和集体行为的视角来考察传媒。但二战以后,传播研究重心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视野随之窄化,主旨在以社会心理学探讨传媒短期的说服效果。

  研究方向窄化,不就是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所说的“内眷化”(involution)过程吗?格尔兹当年研究印尼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生态史。由于荷兰殖民者强取豪夺,再加上人口压力,这两个岛各自采取不同的发展途径。爪哇土壤肥沃,于是增加大量人手,前去耕作土地,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但并未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最后因为过度使用,以致良田变废墟。这里我要借用“内眷化”的概念,它形容学界只顾向内部的细节发展,一再以形式主义炫耀技术至上,思想上却不敢大胆创新,以放大镜照肚脐眼,孤芳自赏,造成了传播研究“精致的平庸”。

  回想1970年代的《传播系季刊》,文章可能良莠不齐,但往往充满了知识的火花,令人有所期待;如今篇篇文章技术上无懈可击,却觉得看不看无所谓,谈的只是细枝末节,对于不同流派和各种大问题都缺乏辩论。主流传播研究只剩下许多熟悉的“变项”(variable),缺乏新鲜的“视野”(perspective)。许多人只要脱离孤立的“变项”,便浑身不自在,一谈到比较大的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自处。在我看来,这是主流学术“内眷化”的巨大危机。

  我要举施拉姆(W. Schramm)和他的学生为例,说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逐渐窄化。战后美国出现“统一科学”运动,希望建立一个居高临下足以统摄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受这种思潮影响,施拉姆也想创建宏观的“communication science”,以此统摄社会科学各领域。他说,communication是“最基本的社会过程之一,甚至是唯一的社会过程”。因此他聘请各领域的精英,从语言心理学家到资讯科学的巨擘,似乎假定一流头脑摆在一起,研究类似的问题必能爆出新火花。这个尝试和整个“统一科学运动”最后证明都是失败的。的确有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都在探讨communication的问题,但他们经过communication的十字路口以后,又直奔原来的学科方向去了。施拉姆感慨说:“许多人经过,很少人逗留。”(Many pass, few tarry.)

  施拉姆1955年转赴斯坦福大学以后,研究旨趣似乎从原来广泛的人类沟通(human communication)聚焦到狭义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例如电视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媒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许他的初衷不变,但他所致力的却是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和理论,以灌溉初生的媒介研究园地。

  美式传播理论的局限性

  不论施拉姆怎么变化,他的视野始终是跨学科的。他的学生不一样。整个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壁垒分明,过分的专业化导致了形式化、技术化的倾向,只向纵深的小题目发展。施拉姆和普尔在1973年后编的《传播学手册》厚达一千多页,分别由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撰写。他的学生所编的《传播科学手册》(Berger 和 Chafee,1987年第一版,2010年第二版),以“科学”为名,其实闭关自守,自认传播学已然成熟,不假外求,所以完全由行内学者撰写。在我看来,自给自足是“内眷化”,不是学科成熟的象征。主流研究变成“变项分析”的技术活,方法精细,但视野偏狭窄,不啻是“精致的平庸”。而且,学科“巴尔干半岛化”,缺乏共同的目标或关怀。知识如果丧失了“公共性”,岂不变成学苑内部评职称和加薪的嬉戏?

  米尔斯(C. W.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对我的学术兴趣与风格影响颇大。他有两个主要命题:一是要将个人的关怀联系到公共的问题;二是把重大问题放到一定时空背景中考察,既有历史的视野,又有全球的视野。按照这个标准,我以为美国主流文献有两大真空:一个是历史的真空,一个是国际视野的真空。对于历史的真空,大家好像觉得社会科学是研究现在的,而历史是研究过去的,而且社会科学是“硬”的,历史研究是“软”的,不应该混杂在一起。这其实是极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作祟,米尔斯称之为“抽象的经验主义”。

  再说到国际视野的真空。因为美国是传播研究的发源地,主流文献蕴涵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把自由多元主义及美国社会的“恒久价值”视为当然。他们认为美国制度整体健全,细节可以改善,于是将研究旨趣放在“体制内”如何改革,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的关怀。因此,政治传播就变成媒介如何影响选举与投票行为,另外还大量探讨媒介如何影响购物行为。学者不考虑体制的正义基础,不讨论“体制改革”的问题,也不太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美国这套研究在国内固然有它的价值,一旦离开了美国,对于许多国家的“体制改革”或文化冲突,美国文献就无解释力,不能提供重大的参考价值了。

  美国文献的国际真空还有一个例证:上面提到施拉姆的《传播学手册》,其中两成的文章讲国际传播,还是从美国冷战需要着眼的;他的学生编的《传播科学手册》,只勉强拨出一章讲国际传播、跨文化研究,算是聊备一格。传播“科学”假定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那么“国际”不啻是美国的放大版而已。国际传播只是国内传播在海外的理论延伸,或是国内传播在海外的经验试验场。“发展传播”和“创新扩散”流传到第三世界,一度成为显学,这是葛兰西所说的思想称霸(hegemony)的过程与结果。美国老师教第三世界的学生,使之自愿拥抱美国文献为天经地义,各自回去宣扬美国的思想,而不思索它的基本假设。

  回归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

  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地方经验,全球理论:国际传播的文化性》。从知识论和方法论来说,我以为应该从自己最具原创性、最重要的问题出发,看它的内在理路和内在逻辑,慢慢地在抽象阶梯上不断上升,以至于接通整个大文献,使得特殊的地方经验上升为普遍意义和全球视野。这样,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主体性,不随便套用某种西方理论,霸道地窃取地方经验以求印证;而且又避免文化孤立与封闭,反对中西黑白截然两分,最后的目标是要争取平等对话。

  我觉得学界应该回归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拒绝被过分专业化作茧自缚。学者的研究和生命不应该分割,而是要联系个人经验和社会结构,并在历史的全球的视野里构思。学术孤立主义当然要不得,传播研究必须解决“历史真空”和“国际真空”这两大问题。萨伊德(E. Said)特别提倡学者站在边缘看问题,态度严谨,却愿意冒险,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敢对权势者讲真话,敢于关心受迫害的弱势团体。如果传播学一味在主流框架里打转,整个传播研究不可能生出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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