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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夷夏观”传统思想变迁

2016-02-08 08:31 来源:学习时报  我有话说
2016-02-08 08:31:13来源:学习时报作者:责任编辑:李贝

  作者:尹传

  “夷夏”观的形成

  “夷夏”观,又称“夷夏之辨”,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念,并经历了由地理概念到文化意识的转化。经过先秦时代疆域开拓,便有了“中国”一词的地理定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中国”是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就是周朝人统治的地域,他们自认为位于大地中央,对四方的民族居住地则称之为蛮、夷、戎、狄,正所谓“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到春秋时期这一概念出现了相应的异化,开始融入文化观念,如《左传·定公十年》曾这样描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也将“华夏”称谓定义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这意味着,华代表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华夏”就是“身穿汉服的礼仪之邦”。显然,从文化角度来讲,那就是“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被称为蛮、夷、戎、狄”。从此,这种“华尊夷卑”的文化优越意识长期主导了中国社会思想,并演化成一套“宗藩”体制且等级分明的思想体系,以此看待外部世界,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等。然而,这种“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在近代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了中国社会层面意义的变动。

  近代“师夷长技”思想的萌发

  1840年鸦片战争在带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还冲击了中国传统“夷夏观”思想,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面对英国舰炮的威胁和开战的决心,部分士大夫抛弃“居天地之中”的传统思想,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刺激了魏源对传统“夷”观提出了新看法。他在整编成书的《海国图志》中就指出:“夷蛮戎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徒,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贯穿今古者,是赢寰之奇士,城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他还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有别于传统“夷夏观”思想体系,还反映了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思想观念。

  “中体西用”的实践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也继续改变着传统“夷夏”思想。对于战败的结果,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技不如“夷”,“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样“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维护清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应时而生,一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进行技术学习的革新运动兴起。因此,在运动中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打着“求富”的口号创建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一批民用工业;建立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通过兴办京师同文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学校和派人出国留学培养了大量近代人才等等。

  应当说,这场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但洋务者们始终无法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如洋务运动领导者奕訢曾直言:“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扰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很显然,在这样思想指导下的技术改良运动很难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一些士大夫还是借中西交流之际对东西文明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突破了“夷夏”思想的认识界限。王韬重新解释了“华夷之辩”,他认为“华夷”文明是相对的,并提出:“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还指出了英国政治文明之所在,“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一致赞同),然后举行。”郑观应通过“夷夏”对比,道出了清廷封建制度的落后性,“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行政专制”,并提出,“欲变专制,须开国会,设内阁”。可见,这场不成功的技术革新运动带来了更多新思想,为以后的政治改良运动创造了思想条件。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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