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技术创新、人文交流、金融风险、改革开放的初心、法治建设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张建清、叶晓华:强化技术需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
武汉大学教授张建清、高级经济师叶晓华表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唯有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才能真正推进我国科技创新转型发展,从而积极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和国际竞争。这其中,必须要注重强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遵循“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发展方针,从建立创新系统的高度培养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一是技术引进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做好技术引进前的调查研究工作,重点引进产业发展需要而自己研发困难的成熟技术,根据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引进试验期的技术。二是提升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识别、引进、消化和吸收,从模仿创新逐渐过渡到集成创新。三是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研发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引导鼓励国内企业和研发机构向我国与国际先进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加大投入,特别是我国研发薄弱环节的技术领域,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摘编自《光明日报》
【王宇航:人文交流使开放发展更具建设性和稳定性】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王宇航认为,建立人文交流机制,有利于增进互信、巩固合作,使开放发展基础更加厚实,更具建设性和稳定性。目前,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日益成熟。多边框架下的人文交流机制应促进人民相互理解,重视文化交流和文化多样性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在多元共享基础上培育共同价值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还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双边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人文交流层次不断提升,人文交流已与经贸合作、政治互信一起成为双边关系的三大支柱。应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人文交流品牌,充分发挥青年等群体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潜力和作用,将人文交流寓于中外民众日常交往中,形成以人文交流促政经合作的生动局面。
摘编自《人民日报》
【陶倩、石玉莹:始终保持处盛虑衰、知危图安的忧患】
上海大学陶倩、石玉莹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同时,要将居安思危与知危图安有机结合起来,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一是聚焦重点、抓纲带目。例如,对于经济领域的风险,要重点防控金融风险;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这样一层层抓纲带目,就可以有效避免重大风险的发生。二是全面把握、综合施策。防范风险既要有应对“先手”,也要有化解“高招”;既要打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三是把控风险演变趋势,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
摘编自《解放日报》
【方世南:要时刻警惕忘记改革开放初心的危险】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认为,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警示我们,在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形势下,更要时刻警惕忘记改革开放初心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对改革开放认识上存在错误、缺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精气神、不能明确改革开放的重大价值追求和目标使命、不能掌握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论等诸多方面。一是缺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精气神,是忘记改革开放初心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是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激励人们奋斗创业的结果。二是不能明确改革开放的重大价值追求和目标使命,也意味着忘记改革开放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三个谋”,形成一个既着眼于内又着眼于外的有机整体,精辟概括了我们党的职责使命,充分表达了改革开放初心。三是不能掌握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也就无法做到不忘记改革开放初心。有些领导干部不认真学习,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习惯于经验思维和拍脑袋决策,满足于盲目蛮干,对于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怎么推进改革开放,缺乏政治定力,无法使不忘改革开放初心在实践中体现出来。
摘编自《辽宁日报》
【公丕祥:区域法治发展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丕祥指出,新时代的中国区域法治建设与发展,是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之中,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法治性因素明显增强,建设法治区域、优化区域法治环境已经或正在成为要素流动性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条件。法治化的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发展的制度创新之需求更加迫切,加之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明显强化,让法治成为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这一时代命题,愈加具有重大的法治现实穿透力。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打造质量效率型的区域发展方式,加快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并举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创新驱动的区域发展动力转换,都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推动,因而对建设法治区域的需求愈益提升。尤其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改革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摘编自《新华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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