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刁大明

　　全球战疫胜利，必须由每一个国家的胜利共同构成，绝不能出现任何一块短板，各国必须携手相助。要走出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漩涡，也必须进一步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碍因素，塑造更坚实的全球产业链，强化全人类面对危机的协作能力。

　　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一场空前的和平时期的全球危机，再次唤起世人对命运与共的思考。眼下，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战疫的持续，关于疫情将如何影响世界格局，特别是如何重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愈发成为各国战略界和知识界关注的议题。

　　在种种讨论中，有观点认为疫情会加速全球化，“疫情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有观点指出各国可能将调整各自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即在主权经济体上进行“有限的全球化”；当然也有观点继续强调所谓“逆全球化”，试图开全球化的“倒车”。毫无疑问，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密不可分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让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基于不同立场和视角，对疫情影响的认识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分野，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如今的全球化已非一种可有可无、可任意选择的方向，而是一个必须完善、必须强化的现实存在。借机唱衰全球化，甚至鼓噪产业链“转移”“脱钩”等论调，不仅距离现实十分遥远，更同推动世界经济尽快走出疫情影响的共同目标背道而驰。

　　国际公共卫生界有句名言：“疫情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疫情的扩散却可避免。”身处这样一个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局部问题和全球问题彼此转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包打天下。尤其是面对传染性如此之强的病毒，全球战疫胜利，必须由每一个国家的胜利共同构成，绝不能出现任何一块短板。病毒潜在的变异，则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防控挑战更大，各国必须携手相助。看不到这个客观事实，固守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姿态，疫情再次大流行的风险就始终存在。而向前看，要走出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漩涡，也必须进一步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碍因素，塑造更坚实的全球产业链，强化全人类面对危机的协作能力。

　　疫情过后，一些国家必然会在相关政策乃至战略上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如今讨论较多的，某些国家可能会努力在医疗物资、药品等生产上更多投入，甚至可能会出现分解业已形成的公共卫生领域世界产业链的可能。对这种可能性的评价要做两面观。一方面，如果其意图是出于切实提高自身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必要能力，在紧急危机时减少对世界的依赖，反而可以更多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这无可厚非，也是本能反应的体现。另一方面，如果其目的是为了便于自身“退回孤岛”、甚至是给自己的置身事外提供便利，那则完全是违背世界潮流的危险做法。正如有观察人士所指出的，现在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富豪社会，他们政治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等观点，都是社会高度分化的产物。换言之，某些西方国家在本次疫情当中所表现出的甩锅卸责姿态，更像是国内矛盾趋于激化的外溢表现，正是全球化进程需要反对的“负能量”。

　　新冠病毒不可能终止全球化进程，因为疫情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在可预期的“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调整。而着眼当前国际力量的深刻变化，调整方向一定是要更加符合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如今，全世界期待的全球化已非基于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治理”，更不是某些大国借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价值链工具，而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各个国家平等参与的包容、多样、开放、互惠的“东西方共同治理”。

　　疫情不会成为世界格局的“分水岭”，却正在强化当今世界已经存在着的某些趋势。与全球化相伴而行、在新世纪以来持续抬头的某些“逆全球化”势头或许会找到更多为自身辩解的借口；而持续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公平正义方向深化发展与调整的世界潮流也将被注入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将再次凸显出来。“后疫情时代”，中国必然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舆论氛围。新的情况、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做好长期而充分的各项准备，不但要以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融入世界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与有益增量等建设性贡献来化解某些国家更加猛烈的“逆全球化”议程，更要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出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蕴含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充分发挥自身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今年适逢联合国成立75周年。发轫于人类是生存还是毁灭的思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步步走来，如今再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回到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老路，还是迈向长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光明未来？面对历史性抉择，国际社会难免会有一些杂音，但只要拿出勇气，主动顺应时代潮流，人类就能真正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