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制度型开放、中医药、自我革命、新时代青年、货币宽松政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迟福林：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已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趋势。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更是需要加快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制度型开放对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具有重大影响。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会对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形成倒逼压力，有可能推动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格局。另一方面，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赖于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

　　摘编自《人民日报》

　　【张伯礼：中医药发展应着眼于完善行业短板】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认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国用了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并降低了新冠肺炎致死率，这与中医药的早期介入和全程参与是分不开的，成为这次我国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但坦诚地说，中医药在充分发挥疫病防治独特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中医药在我国疾控体系中基本缺位，参与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还不畅通等。对此，中医药未来要针对行业短板开展以下工作：中医药继承古典医籍中的精华是创新发展的根本，应当结合现代技术加强系统梳理和挖掘工作；中医药创新发展离不开科研支撑，尤其需要在循证医学理念下生产科学证据，指导临床实践；研发一批确有疗效、安全性好的现代中药；鉴于中医药独特的理论特性，创新适合于中医药特点的临床评价方法和中药审评审批机制，开拓原创标准研究；尽快启动中医药重大装备研制专项研究，这将是中医药发展的助推器；中医药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应当加强和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全面覆盖全民健康需求；中医药应急和救治能力有待提高，应加强常态化中医药应急处理能力和人才培养，加强重症、ICU科室建设，建设高水平的疫病防治学科。

　　摘编自《光明日报》

　　【王强：拓展我们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道路】

　　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王强表示，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关键在于坚持和拓展我们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道路，丰富其科学内涵，以坚韧的决心、强烈的担当、更高的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取得新的重大成果。一要进一步增强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一发现自身问题就立即解决，始终保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谦逊态度和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奋斗姿态，奋力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二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发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作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三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检视发现自身的不足，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使命的各种问题，同党内一切错误行为作斗争，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方面体现先进性、保持纯洁性，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自身过硬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摘编自《经济日报》

　　【宇文利：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不断增长才干】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宇文利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建功立业，就要不断增长才干、涵育才智、提升才情、发挥才力，不断涵养科学思维、道德情怀和实践理性。提高科学思维就要学会甄别事物发展的逻辑和线索，善于把握实践变化的结构和次序，在不断进行联系、比较、交换、反复的认知训练中培育深入观察、缜密思考的能力。德行是才干的基础和向导，新时代中国青年不仅要有才干，更要有道德情怀，这就需要在人与事、群与己、心与物之间的义利之辩、是非之辩、善恶之辩中选择公益和良善，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实践理性是基于知识和智慧的行为原则，提升实践理性就要在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抑制非理性和直观偏好的影响，养成以理性为底线的价值原则和以冷静、沉着、稳健为特征的行为风格。总之，只有让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才能真正为他们的思想品格、精神品质和才情品行找到生长之所和用武之地。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周莉萍：货币宽松政策不会导致全球大通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周莉萍认为，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实施高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此类政策是否会导致全球大通胀引起各界担忧。我认为，一方面，从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结构来看，短期之内并不会引发通胀。疫情期间，任何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如果流入优质企业而非投机领域，都将助力经济企稳并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发达国家提供各种信贷便利辅以严格的审计和筛选程序，目的在于选出优质企业。这些企业仅仅是由于疫情爆发引起的流动性困难，而非战略发展方向错误的失败企业，让这些企业活下来是经济复苏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当前全球所有经济体都为应对疫情付出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和代价，尤其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疫情之后是否会引发通胀，取决于实体经济能否在3—5年内走向复苏。也就是说，疫情之后，实体经济的及时复苏对抑制未来的通货膨胀非常关键。反之，疫情之后，若经济没有快速复苏，全球将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郑芳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