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凤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文明兴也蕴涵着道德兴。就生态道德而言，一元化、单线型、平面式的短兵突击很难达到有利长远的效果，需要立足国家战略进行统筹推进与立体构造。生态道德的养成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经由从自身到外物再推至社会这三个层次，形成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有机结合的三重结构。

　　修养己身之德，以立其本

　　道德是从习俗和伦理中转化而来的，但是，这些外在条件的内化，又始于和取决于自主意志。内在的信念和操守，才是道德实践的原点。道德意志从道德原点出发，与客观对象接触，进行外化，以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才能开始道德的实践。生态道德建设也需从修身养德开始，其要义如下：

　　仁爱。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凡人皆有怜悯之心，推己及人，仁爱之心由此生焉。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从生物性的亲缘情感出发，逐渐类推到生物性的种类情感，其所形成的爱有差等的道德规则，即是传统中国所认同的差序道德。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差序道德之间的位差距离逐渐缩短；发展到一定程度，仁爱之德就会突破人类的界限，推人及物，就会形成渐近式的无差别仁爱。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生态道德的构造，应从立仁爱之心开始。

　　节制。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既是政策导向，也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节制要求。节制是自律，是对欲望的控制。柏拉图认为，节制是一种美德，有节制的才是正义的。什么是节制？大儒朱熹说得好：“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是对节制要义的朴素表达。养成节制的道德，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因此，对自然不能无限制地索取，即使是必需消费，也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至于非必需消费，则应严格控制乃至禁止使用有损生态的生物原材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人类应自觉将需求和欲望控制在生态文明所容许的底线之下。

　　科学。科学并不是道德，但促进道德的合理性。人类对自然和生物的获取、利用或规划，很多时候出于非理性的目的，且不符合科学原理。这样既无益于自身，又有损于生态。传统文化认为，稀有的或特殊时空的品物，有特别的或超自然的功能，这种意识直接导致了无节制的利用，造成对自然的人为破坏。实际上，所谓特异功效，很多只是人们直观类比的结果，并没有科学根据。即使确有其效，也不能满足于直接索取，而应该注重通过科学方法积极寻求替代物，让道德始于科学之基。

　　涵育对物之德，以立其体

　　涵养自身之德，是养成内在德性，所针对的是不确定的外物，但并未与外物接触，也即尚未开始道德外化，即尚未对外物进行道德实践。一般认为，人是万物灵长，是主人，也是主体，其外物则是客体；人支配物、利用物，天然地拥有对万物生杀予夺的权利，因此，对客观之物不需要道德。这种观念是不正义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也是对生态道德提出的要求。对物的道德，要点如下：

　　敬畏。如果说仁爱出于同情，表明客观对象的弱势地位，敬畏则体现为尊重，彰显着客观对象的崇高。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是生态道德的主题。敬在其中，则纲举目张，使传统的等级化、同情性的道德向合理的道德转化。自然和生物的存在与发展有其独立的意义，如果没有敬畏之心，将其视为被支配物，最终伤害的仍是人类自身。敬畏万物，决非纯粹的功利，将道德推己及物，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人类命运与生态文明是一体的，自然及其生物皆是地球的主体。

　　友爱。对物之德，敬爱是核心，友爱则是平常心。敬畏是出于仰慕，友爱则缘于平等。人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和伦理性。因为前者，自然与生物被人类消费与利用；因为后者，自然及生物与人类友好相处。视自然和生物为友，是用人的社会性、伦理性消褪人的生物性。自然与生物虽然没有人类的高级意志，但是，它们也有自身的独特生命；它们没有人类那样合目的自主意志，但是，他们有构造世界的自然力量，与人类一道，实现其自身的合目的性。如果没有友爱之德，人类作为孤立的存在者，最终会走向自然及生物的对立面，造成生态系统的缺损。

　　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可以是相互独立的，但不能孤立地存在。和谐共生是自然法则，在生态系统中，一个自然体的消亡，必然会导致连锁反应，并通过物质间的自然力传递，最终影响人类命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民族自古即有万物共生的观念，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其上升到哲学层次，形成约定俗成的生态道德。如今，人类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造自然不再是掠夺式的索取和片面的损毁消耗，而是为了实现改造的根本目的，即和谐共生，增进文明。

　　塑造公共道德，以立其纲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道德是一个系统结构，如果说，己身之德是内在道德，对物之德是内在道德的外化，那公共道德则是外在道德。外在道德既是己身之德的外在条件，也是内在道德理性凝聚的结果。培育公共生态道德，要径如下：

　　遵守生态政策。生态政策是国家对生态保护作出的战略安排，包括理念与制度，侧重于宏观的目标导向。培养生态道德，需要理念的内在认同，政策的导向具有重要的共识塑造作用。如绿色消费理念、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政策等，具有治理战略的掌舵效应。当前，党中央提出“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战略，即是关于公共生态道德的基础性决策，将产生深远影响。

　　遵守生态法律。与政策的宏观导向性不同，法律是具体落在实处的，政策导引与法律落实相得益彰。为建立生态法治，党中央制定了污染防治法、生物安全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事前预防、事中规制到事后追责、修复，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生态法律明确了人的生态权利和义务，也为公共生态道德划定了底线。详言之，生态法律的教育与惩罚功能，既有法律秩序的调整和恢复作用，又有生态道德的塑造和强化作用。遵守生态法律，是涵养生态道德不可或缺的内容。

　　遵守生态规约。在政策与法律之外，生态规约也是生态道德养成的外在条件。生态规约源于公共约定，多为特定空间的各类规制措施，如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公共交通守则、学生守则、禁碑禁约等。这些规约虽然没有国家强制力，但是在特定空间形成的熟人关系中很容易形成共识，作为道德内化的外在条件，其接受度和认同度很高。虽然从公共性来看，此类规约的空间较窄，并且很零散，但是，小中亦可见其大，合众小也能成其大。正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外在条件，才构成了生态道德全面发展的基础格局。

　　生态道德的三重结构体现了道德意志内化与外化的全过程，通过内外交错、迭相互进的道德塑造，形成体系化的道德结构，养成生态型道德人格，可为生态文明的进步奠定道德根基。通过生态道德提升生态文明的品质与层次，可为国家进步提供道德策略，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