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宗（南京晓庄学院）

　　走过110年历史的清华大学，沉淀了拥有自身个性和特色且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品格在历史中淬炼，也在时代发展中升华。透过谢维和等新著《清华的风格》一书，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拥有深厚学术文化积淀的百年清华，一直以其永无止境的教育探索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清华大学深刻地参与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百年清华无论是在什么历史环境中，都始终把爱国奉献作为自身教育发展的核心精神。在《清华的风格》的描述中，我们看到，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体现出“无问西东”的高尚品格，抗日战争时期以张甲洲、李松霄、姚显微、杨学诚等为代表的抗日烈士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清华大学毕业生青春无悔、奉献边疆……追溯源头，这些现象与清华诞生于“危难之际”相关，与“庚子赔款”有关，也就是《清华的风格》中所指出的一种“耻感”，这是理解清华人骨子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昌盛之重要性的基本线索。

　　爱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还体现在清华“入主流”的办学格局上。《清华的风格》着重讲述了作者所熟悉的清华大学在20世纪末恢复文科的教育改革实践。作者认为：“‘入主流’是大学的办学格局。大学的格局非常精准地约束和规定了大学的办学方向。”可以说，“入主流”在世纪的交接之处，拓展和深化了清华大学爱国奉献精神品格的精蕴。

　　清华大学虽然以留美预备学校起步，但是终究发展出融汇中西的学术之路。《清华的风格》明确论述了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和文理之争的思想语境中清华大学所形成的教育道路：“事实证明，清华大学做出了十分得体的响应，由此开创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并且对整个中国的大学提供了示范。”在“西风烈”的时代，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以“四大导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积极探索建立现代学术的中国话语，用现代学术语言深入地梳理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现象。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冯友兰致力于建立中国哲学史的话语体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费孝通在导师吴文藻影响下聚焦于社会学的中国化，从早年的“江村研究”到“乡土中国”，再到“富民”思想，直至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可以说费孝通是百年清华文化自信精神品格的典型代表，真正做到了把论文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此外，文化自信的精神品格还体现在清华大学对育人的理解上。清华大学除了专业教育培养之外，还特别注意学生艺术和体育素质的培养。《清华的风格》一书讲述了清华大学学生在本科时代无不受到过浓厚的艺术氛围的熏陶。马约翰的体育故事、“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奋斗口号和“无体育，不清华”的直接告白，都体现了清华大学在育人上对于综合素质的重视。

　　可以说，正是坚持文化自信，清华大学才能不容易守旧或者趋新，在百年的发展中显示出博大深邃的品格。

　　在百年清华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追求卓越首先体现在能有大师，更能培养大师。《清华的品格》认为，清华大学在历史上培养过叶企孙、邓稼先、钱学森、杨振宁和季羡林等这样的大师。新世纪以来从“课生比”的提升，到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再到致理书院、未央书院、探微书院、行健书院成立，清华大学在立足学生个性化发展、培养大师和杰出人才上不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改革探索。这些从招生到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实践，随着时代变化，为清华大学不断培养大师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追求卓越还体现在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精益求新上。一方面，从建校以来逐渐形成的立足国家需求到当下的攻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说明了清华大学的精益求新，这个“新”与国家紧密关联、与新时代共前进。这使得清华大学始终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对前沿学术作出前瞻性和实践性回应。其间必然会呼唤大师、培养出大师。另一方面，精益求新还包括围绕产学研的一系列改革创新。《清华的风格》指出，清华大学在新时代已经探索出一条新的产学研系统：“清华大学的科研体制及其与企业的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校内校外相结合、国内国外相衔接、大学企业相合作、不同文化相融合的生态系统。”这样的高等教育创新实践为追求卓越在新时代的独特内涵注入了清华智慧和清华风格。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复兴史的一个部分，它的精神品格也汇聚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一部分。《清华的风格》不仅突破了一般的教育史写法，而且注重理论总结，对百年清华的精神印痕进行了精当的提炼与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10年来，清华大学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培育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了大批可堪大任的杰出英才。《清华的风格》以丰富的校史材料和深入浅出的叙述，对这一深刻论述作出了生动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