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大河与高原：

　　塑造早期中国的格局

　　黄河形成得相对较晚，在晚更新世之末才克服各种地理障碍，实现最终贯通，东流入海。但黄河所在地区，则在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发挥了很早、很重要的作用。黄河是青藏高原不断隆升与地理环境变化塑造的结果，而青藏高原更是影响早期人类从非洲迁徙东亚选择路线以及形成中国地形地理气候环境的主动力之一。青藏高原也是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以及孕育了古印度文明的印度河、恒河等世界级大河的发源地。观察黄河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应该和青藏高原结合一起来看。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200万年以来今日中国所在的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不同古人类不断融合的结果。当代研究表明：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后，其中一支沿着东非-西南亚-南亚-东南亚的海岸线一路东进，距今5万年左右即从东南亚跨海登陆大洋洲，并不断分支深入内陆或继续沿海北上，最终在东北亚地区与稍晚沿草原之路而来的现代智人相遇，与其他古人类一起发生过基因、技术等多方面交流融合，奠定了包含今日中国的东亚地区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两大文化板块的早期基底。他们数百万年积累的石材知识、石器技术及观念后形成了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独特的东方玉器文化，最先发明陶器，并较早孕育出南稻北谷两大原生农业文化。

　　青藏高原塑造的欧亚大陆地貌地理和独特的东亚季风模式，使得早期人类迁徙必须选择沿海或沿内陆草原的两种不同路径，客观上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到西南的青藏高原外围形成了一个地理与文化上的新月形地带，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的各种人群与文化因素在此交错富集。这一地带中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9000年左右即实现南稻北谷两大农业文化的碰撞混合，形成强烈的文化辐辏中心，到距今7000年左右即率先孕育出以黍、粟、稻等多种谷物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仰韶文化，并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的有利时机不断沿黄河中上游的河谷地带向黄土高原乃至青藏高原的迅猛扩张，对周邻地区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性影响。仰韶文化的形成与扩张奠定了包括汉语在内的汉藏语系人群与文化基础。

　　黄河与黄土：

　　中华文明的摇篮

　　考古发现表明，后仰韶时期各地的“龙山化”转型，实际上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气候转冷时期。这引发了各地区不同族群的适应性调整及激烈的碰撞融合。中原地区凭借仰韶时期奠定的人口规模和地理环境优势，充分吸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因素，尤其是在引入小麦、牛羊马和冶金技术后，最终形成了超越其他区域性文化的早期王朝国家，在东亚地区文明和国家演进进程中处于领先位置。

　　早期文献将这一早期族群互动阶段概括为“三皇五帝”与“夏商周”的中华文明形成历史叙事。考古发现也大致上可以确定，以黄河中游晋豫陕交界的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豫西嵩山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可能就是早期东亚大地在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两大板块以及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基础上形成华夏文化传统的关键性时空节点。之后商王朝的“商人（殷人）”、周王朝的“周人”继续引领周邻族群的交叠融合，及至秦始皇统一整个早期东亚农业相互作用圈之后的“秦人”还有后来的“唐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不同演进阶段的别称。而周边少数族群尤其是北方游牧人群不断加盟融入，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滚雪球一般成长壮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其中，仰韶时期那次农业大爆发与大扩张，则在人口与语言等文化传统方面，具有奠基意义。

　　几大文明古国之所以在大河流域率先诞生，就是因为河谷不仅和早期农耕起源地相关，并天然具有北温带地区的环境多样性和易开发性，而且当农业社会进一步发展时，这些大河河谷拥有灌溉和通航之利，很快即形成强烈的资源聚集效应，实现人口爆炸、产业分工和社会膨胀，最终导致城市与国家文明的出现。黄河犹如一条缎带，以高原雪山融水为源头，在奔流入海过程中携带的大量泥沙，堆积形成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一地理环境格局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化相互影响的地域广阔性，族群、经济和聚落形态的多样性，交融互动过程中的开放与包容性。从而，黄河赋予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顽强坚韧、兼容并包和连绵持续等鲜明特征。

　　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具有自肥和易开垦特征，深切的支流沟谷很早便成为仰韶文化复合型谷物农业兴盛的沃土；而下游不断堆积的冲积平原，虽受频繁洪水泛滥之害，却能日益扩大其作为文明摇篮的农耕空间，为中华文明内核形成之后中华民族滚雪球一般的成长壮大机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环境舞台。当大运河勾连起东部中国以黄河为中心的入海江河后，中华文明实现了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两大板块的最终融合，使得中华文明摆脱了其他文明古国因环境制约而逐步没落的命运劫数，不断向新的文明高峰攀登。

　　一部黄河文化史，蕴藏着开放、包容、持续的中华文明形成密码，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形成的必然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