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与国家意识的思考

　　作者：陈众议

　　世界文学一路走来，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许多规律值得探寻。但是，随着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西方对他者，尤其是对其经典的新一轮洗牌在近半个世纪达到峰值。其中牵涉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推崇的作家作品，同时也影响了近30年我国的文学史写作和经典界定、大众阅读。

　　从启蒙思想家说起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对近现代西方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启蒙思想家几可谓近现代法国作为大国崛起时国家意识的主要奠基者。关于伏尔泰，我们固然已经比较了解，但具体到伏氏的《中国孤儿》（1755）何以改变《赵氏孤儿》的价值取向，我们仍缺乏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一班启蒙思想家建构现代国家的强烈诉求。关于这一点，汤因比等诸多历史学家有过间接论述，认为18世纪以降，欧洲的知识精英普遍开始思考建立现代国家的途径或方法。法国的启蒙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等等，本质上都是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一次次自觉的思想运动。而伏尔泰从《赵氏孤儿》所拿去的恰恰是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孤儿》直接攫取了《赵氏孤儿》的主要情节，却改变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这一改变集中体现了伏氏的“拿去主义”思想。

　　与之稍有区别的是卢梭。卢梭固然同样重视中国文化，但他同时看到了它的某些不足，譬如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垄断。他认为这些并不适用于构建现代国家的文化启蒙。同样，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借“波斯人”一只眼看法国封建社会的凋败淫乱，堪称一绝。而狄德罗在《修女》中不仅对封建“神道”的鞭笞入木三分，并且呼应了卢梭基于社会契约的“真正的法律”。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肯定和褒奖狄德罗（《拉摩的侄儿》），则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到了其中的辩证法（从主人公的矛盾性格昭示法兰西社会的尖锐矛盾）。但总体说来，法国启蒙作家的基本艺术指向，都建立在构筑现代国家，说穿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怀想当中。

　　被忽略的巴尔扎克

　　随着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很快被现实所粉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将矛头指向了国家（具体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巴尔扎克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近一个时期，我国几乎已经没有人潜心研究巴尔扎克。曾几何时，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他却是现实主义的典范。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这时，资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事物的基本属性以及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历史趋势。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批评这位工人作家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是就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所言的。恩格斯同时指出，“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那便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所说的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人民群众”。较之法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确代表了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保证。

　　诚然，这里更须强调的是恩格斯对左拉的臧否。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这一评价甚至可以说是对左拉的否定。显然，这一评价的基础是典型论。而20世纪，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典型论乃至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所淹没。在这些主义当中，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受到青睐。我们暂且不必否定自然主义的历史功绩，也不必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某些亲缘关系多费周章，但有一点是需要说明并相对确定的，那便是现代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及至后现代无主流、无中心、无标准（我称之为“三无主义”）的来临。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