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郭 威

接通

——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新史学”范式

　　【核心提示】音乐史学的研究应该“关注音乐的活体遗存与积淀，进而与历史大传统接通”。这种认知恰如布洛赫所言：“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礼乐—俗乐”两条脉络，是中国音乐文化“总体史观”的基础，应当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加以明确；关注音乐的功能性、关注国家制度、关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联系、综合考量“制度—乐人—本体”等，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基本视角。

　　《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以下简称《接通的意义》）以“理念认知”、“接通历史”、“历史的田野”三个板块22篇文论，展示了音乐学家项阳近年的一批新成果。

　　项阳的学术研究一向以“跨学科”、“高产”、“具前瞻性”著称，《接通的意义》所收论文虽不足其近年新作之一半，但仍体现出其“以历史学者身份进入田野、以人类学者身份反观历史”的学术风格。在对学术传统的不断反思与拓展中，项阳正着力探索一种新的音乐学研究范式，即“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新史学’范式”。其研究立足于历史人类学，是一种具有“新史学”品质的学术自觉，也代表了音乐学科“50后”学人共同努力下的一种研究趋向。

　　建立总体史观整体认知“中国音乐文化”

　　一般而言，围绕“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学科从高校招生方向、专业学会组织、学术期刊常设栏目等方面都各成一体；而对应“称谓”的学科理念与方法论上更是泾渭分明，前者秉承史学传统，侧重文献爬梳，后者倡导人类学理论，侧重田野考察。由此，学术研究向精深发展，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基础得以不断夯实。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过于强烈的学科意识，导致一些音乐史研究者足不出户，困顿于史料文献，研究难再深入；而一些民族音乐学者只重田野，甚至仅凭“口述材料”就对考察对象恣意诠释。

　　对此，项阳指出：“音乐学是统一的而不是割裂的。”“就民族音乐学方法论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研究更多是在共时的层面上展开，就是对文化样式的活体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似乎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一纵一横，两者少有论域的交叉，相安无事，民族音乐学纵然有功能主义的理念也是在共时的层面上。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乃至上万年古代文明的国度说来，活在当下的音乐传统如果仅仅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恐怕是很难辨析得清楚的，许多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应该“关注音乐的活体遗存与积淀，进而与历史大传统接通”。这种认知恰如布洛赫所言：“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