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 彭秋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阔步前进，特别是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给道德文明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期望和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在当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提升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权，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何以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但是，道德建设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有所滋长。有人用“道德焦虑”、“道德缺失”、“道德冷漠”等词汇来描述这种状况，虽然程度不一，却映射出当前人们对社会道德现状的担忧。
新形势下加强道德文明建设，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中央出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更屡次强调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他号召大家“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中央对道德问题浓墨重彩的强调，反映了党和人民“崇德向善”的美好道德愿景，为构建和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何以可能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道德危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使人与人之间成为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以致人性的贪婪和道德的沦丧成为资本主义不可根治的顽症。资本主义道德危机，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根源仍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永恒道德观的虚伪性，指出道德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其形成和发展是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这样一来，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之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与道德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道德如果被经济所决定所支配，其实质就是取消了道德生活以及道德哲学。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道德观的争论，持续已久。我们知道，道德生活意味着人们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因而，自由是道德生活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道德的基本存在方式便是一个人能够对其行为负责，即人们能够就其某一行为问责于他。”而人若没有自由，只是一种被决定的存在物，人就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没有是非可说，更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何以可能的考察，“就必须追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兼容人的自由”。
其实，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社会经济条件对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拥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但这种支配作用是“最终”的、是“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在经济的最终作用发挥之前，意识形态还要经历许多间接的中介的环节，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受到一定的物质条件限制，人又在这种受限制的条件下能动地活动着。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要从“现实中的个人”去考察人的活动，即“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在这里，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并不是被“任意支配”，而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能够而且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人活动时，不是凭借欲望或感性盲目行事，而是必须遵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这些准则或规范，在社会关系中，通过与他人达成的共识，上升为普遍性的规范，其中就包含着当时社会的道德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来说，就是要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能动的自由，对于古今中外的道德资源、道德话语，借助于理论反思而加以系统化和可行性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如何完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当然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完全复古，而是内在地要求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着重要解决的就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两者的融通并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权。
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些道德规范的形成和培养，能够且有必要从中国传统道德中吸取营养。中国传统道德是“以儒家伦理为主，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包括道德理想、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在内的伦理体系”。这种道德在失去了它的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后，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可以发挥作用呢？这里就涉及道德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道德观念也会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道德观念的变化中，仍然有某种稳定的对人们行为具有制约性的普遍因素。“这种普遍性的根据并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而是人的社会性。”任何一个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如何不同，都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体，都存在一些相同的关系，如亲人、夫妻、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因各个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会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比如把孝敬父母、慈爱子女、重视友情、服务社会、热爱祖国等，视之为高尚的道德。这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共同要求。“因此在变化的、历史的、具体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中，可以有为各时期的人认同的、作为优秀传统代代相承的因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仍有可能和必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指导下，就可以对“仁爱”、“民本”、“民胞物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道德进行整合和转化。“为人民服务”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宗旨，它强调一切为人民着想、对人民负责、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准则。“仁爱”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如果剥离其“爱有差等”的宗法等级式的封建因素和泛爱主义的抽象形式，那么其所包含的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互助的道德意蕴，可以融通于“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我们现在强调的“爱祖国”，就可以融通和汲取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千百年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舍生取义、报效国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和道德风貌，在今天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并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道德资源还有很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我们坚持科学的方法和指导，一定能够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项目（2015mgchq018）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