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严隽琪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共十八大以来，又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十六字工作方针，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脱贫攻坚作出系统部署，初步形成合力攻坚的新局面。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是执政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参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1988年，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参加，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建立。从那时起，我们就踏上毕节试验区这块土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招商引资、文化建设等多样帮扶方式，直接参与了金沙县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与当地人民一道走出了一条开放带动、转型发展的“金沙之路”。2016年，民进中央又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扎实推进农村扶贫供给侧改革”为主题，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调研，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
在调研中，我们看到了脱贫攻坚取得的好成绩和鲜活经验。比如，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整合资金、整合项目或任务、整合多元主体，注重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主动对接市场，激发各类沉睡资源和潜在“红利”；把熟悉基层、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优先安排到扶贫一线；整治薄弱涣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把农村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永不撤退的扶贫工作队”；政府服务重心下移，推行“现代网通技术+民生”模式，使“群众跑路”变成“信息跑路”；开展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解决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等等。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脱贫攻坚，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时至今日，条件好一点的已先期脱贫，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脱贫工作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决战“硬骨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决心、更新的探索和更精准的举措，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实干担当。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扶贫固然有供给量不足的问题，但供给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关键。造血功能不强、内生动力不足、多元主体不健全、阶段性项目性任务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规划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等问题仍然比较普遍。这些现状和问题表明，要提升扶贫供给的有效性和脱贫可持续性，既要打攻坚战，也要有战略思维、长远考量。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农村的扶贫工作要扎实推进，同样需要深化认识、完善举措、防范风险，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准、做实。
深化对农村脱贫攻坚战略意义的认识
脱贫攻坚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农村之贫困，有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突发灾祸等原因，也有政策原因。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过程，也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革新和村级集体经济再造的过程，是对广大农村和涉农群众实现基层公共服务全覆盖的过程，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脱贫攻坚是乡村重建的重要契机。脱贫攻坚关系到农村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的变革，包含了转变政府职能、端正政绩观、创新财政金融服务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抓住历史机遇，做好自上而下的设计与规划，可以使新农村建设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脱贫攻坚还是贴近民心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干部在扶贫过程中不仅“身入”而且“心入”，有利于推动公共服务和职权下沉，变坐机关办公为进村入户服务。
加强与创新新农村建设
“三农”问题中，农村尤为短板。改革开放使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矛盾日益显现，成为影响脱贫攻坚的重要因素。切实加强新农村发展的规划引导和建设力度，有以下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行政村职能。依照《村委会组织法》，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但从村两委的实际工作内容看，行政村首先是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即“政务”）在农村基层的单元，其次才是群众自我组织、服务、教育（即“村务”）的自治单位。“只有驴的身份，要干马的活”，是许多行政村普遍存在的困境。建议适时启动《村委会组织法》修订，实事求是界定行政村职能，并依据法定职能配给资源和公共服务；对村级组织“机构牌子多、考核评比多、创建达标多”问题进行全面清理，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对于合并村，寻找村民自治的最佳支点，推动自治重心下移到自然村、村民小组。
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高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靠国家和集体“两条腿走路”的重大战略。当前，大部分农村的村级集体经济还十分薄弱，全国58.8万个行政村中，没有经营性收入的村占50%，经营性收入不到5万元的占30%。这导致村组织运转基本靠“补”，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靠“要”，公益事业基本靠“捐”，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一些村干部反映，没有村级集体经济，他们“说不起话、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办不了事”。中办、国办颁布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把村级集体经济纳入贫困村退出的标准之一，但由于村级集体经济法定地位缺失、中央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没有明确要求、多数村集体资产已分完，发展集体经济缺乏载体和资源，难度极大。要在国家有关文件和部分省试点的基础上，尽早出台扶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村级集体经济的地位、功能，提出扶持和发展措施；安排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建立集体经济薄弱村财政补助制度。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要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并给予税费减免、贴息贷款等优惠。
积极实施农村基层人才工程。如“新乡贤工程”，鼓励回乡大学生和退休官员、教师、医生等各类知识分子和社会能人“反哺”乡村。如“新农村干部培养工程”，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充实进村两委班子，实施村干部素质提升计划。还有“新扶贫专业人才工程”，选拔一批农村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纳入工作组，直接进村到户提供技术服务。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如设立村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等，让外部精英和本土人才有一个共同发挥治理作用的平台。以基层党建核心化、公共服务普惠化、村居社会自治化、集体经济持续化为目标，使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各就其位。
重视文化的作用，倡导自立自强的传统美德和勤勉、自主、合作的村风。充分发挥家庭自助和邻里互助的作用。视家庭为社会基本管理单元、围绕“家庭”实施社会保障服务，将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内化为“家庭和谐幸福”的保障；发展村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社等农村合作组织，鼓励农户们守望相助、自主合作、资源共享，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农村扶贫中的作用
对于贫困家庭子女和欠发达地区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中等职业教育是离他们最近、短期脱贫最可行的教育供给。要把构建培养亿万高素质劳动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重视为处于底层的劳动者提供无门槛和灵活便利的职业培训服务，加强和健全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提供职业教育的供给机制，鼓励多种社会主体参与供给。
加大“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实施力度。挖掘发达地区富余的中等职业教育资源潜力，坚持不低于50%的高中阶段“职普比”；放宽产业发达地区、用工紧缺地区中职院校招生的地域限制，探索现代学徒制与中等职业教育的融合，扩大面向脱贫对象的招生；鼓励跨地区联合办学和通过支教帮助贫困地区的中职院校提升办学水平。
实施“中职教育脱贫工程”。把脱贫对象家庭中的“双后生”（初中毕业后和高中毕业后没有接受职业教育）和有就业潜力的青壮年进入中职学习作为脱贫的一种直接方式，提高补贴资金的吸引力（包括将在中职学习期间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甚至家属的生活补助列入扶贫资金），努力实现“一人入中职，一家即脱贫”的目标。
实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职教育能力提升计划”。“十三五”期间，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应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增量部分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上，力争在人口超过30万人的县办好一所中职学校。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将紧密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有利于产业转型、就业前景好的中职院校作为扶持重点。
产业扶贫亟须防范市场风险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中西部一些地区地理和气候条件相同，扶贫工作队在各个扶贫点调整种养殖业结构时雷同的现象较多，几年之后，很可能出现因产品过剩而导致价格下跌的情况，造成损失。所以，亟须构建市场风险防范机制。
完善农业信息发布和服务制度。尽快建立国家层面的农产品种养殖业预测预报机制，引导扶贫工作队和农民关注市场需求，善用数据决策，降低农业生产盲目性，实行错峰种植和上市，避免市场过剩导致损失。
拉长农业产业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扶持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和农村电商建设，打造市场上的商品优势，提高实际收益。
提高贫困地区农业保险的力度。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中央财政继续提高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结合地域、产业特色开发特色险种。
不久前颁布的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相信，这将为农村扶贫攻坚增加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