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李小云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刚刚发布，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并对2017年工作进行部署，展现了各项工作的总体布置和关键举措。《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快速，，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落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在全球发展合作的格局中，我国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明显，我国自身在全球发展格局和治理框架中的角色也已发生重要转化。中国也已经不可能只关注自己的发展，而开始将全球和世界纳入到关注点中，全球化进程正在成为中国当前的重大关切。
中国对外援助逻辑：“礼尚往来”与“互利互惠”
中国对外援助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逻辑和政治经济逻辑互动下展开的。中国人与人交往崇尚礼尚往来，所以，我们的对外援助很大程度上是“礼”，通过“礼”构建对外关系。因此，对外援助中经常提到的是尊重对方需求、不干预以及强调互惠互利，这些原则符合我们礼尚往来的文化传统。我们既不抱有拯救受援国的道德冲动，也没有控制受援国的现实野心。
中国对外援助一直是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和转移中国的发展经验，例如2000年以来我国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分享和转移到了对外援助上，“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优先战略等都是典型的中国经济增长经验。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对外援助区别于西方发展援助的一个重要特点。
“边界模糊”的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个技术优先的现代性扩张的过程，也源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从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强调科技兴国，因此，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技术理性成为核心要素，中国在非洲建立示范中心、提供基础设施支持、提供技术合作项目，都是直接以传递中国的技术为主要要素，技术的中性也使得中国对外援助并不要求对方进行治理的改革和制度的变迁，也契合了中国不干预的基本原则。
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益是最优化和最大化的。我们的援助是应对方需求提供的，为尽可能满足对方的需求而提供的援助在本质上是有效率的，这也是西方的援助力所不逮之处。因为在西方的社会体制下，反对党和公众会质疑你为什么要按照他们的需求提供援助，以及背后蕴含的复杂的政治性问题。这样的体制让西方的援助具有很大的条件附加和干预色彩，同时也就很容易偏离受援国的需求。
中国发展援助应该把握当前全球治理转型，思考如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当今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未来，我国不仅仅是提供产品输出、资本输出和生产输出，更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构建发展合作知识体系。
（本文根据作者在文化纵横沙龙讲座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