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银铃
当妈半年来，我深切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快乐，同时也被学业和事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此，我写下了自己的当妈故事，希望您能从我的经历和思考中，找到解决的力量和最后途经。
母职的代价
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是美国最成功的商界女性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10年，她被邀请去TED做演讲，讲述商界为何如此缺少女性领导人。当时她的女儿才3岁，在她离家准备飞往华盛顿时，女儿抱住她的腿哭着说，妈妈别走。那一整天桑德伯格都很难受，于是她无心把这事讲给了主持人——知名的女性媒体领导人帕特·米歇尔。没想到米歇尔认真地对她说：“雪莉，你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因为如果你想让更多女性进入领导职位，就得诚实地承认：那（放下孩子）有多难。”
纽约时报前记者安·克里滕登曾是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但在生育后一度职业中断。做了妈妈以后的她发现，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越是对孩子的养育更重视、投入更多心血。她还意识到养孩子其实是天下最辛苦、最需要技术的劳动。然而，每天带孩子累到不行的她，却一再被周围人认为没有在工作、没有创造价值。这一系列经历，促使她写成了让千万妈妈深切共鸣的畅销书：《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
社会学有个著名的术语叫“母职惩罚”，生动概括了有孩子的女性在职场遭遇的系统性弱势。在还怀着宝宝的时候，一向以事业为重的我就多次向教授们表达了这样的担心：我不想成为母职惩罚的一个统计数字。
然而，这怎么可能呢？怀宝宝的时候，我不得不取消了原计划参加的暑期统计班，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太接近预产期。一向顽强的我不想放弃，多次和医生确认是不是可以坚持。然而当然是不可能，不但医学上有风险，生过孩子的美国朋友也提醒我：到时恐怕你笨重得连坐都坐不住了。
放弃了统计班，下一个问题便是能否如期毕业。所有的老师同学都劝我不要强撑，延期一年又何妨，但我不想放弃。在承受着巨大压力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不得不接受需要延期的现实。这个决定实在让人痛苦，因为从未出过校园的我，真的不想再拖了。一起本科毕业的双胞胎妹妹，已经工作了将近8年。靠着微薄奖学金支撑学业的我，在经济上也很让家人担心。虽无意给我增添压力，他们还是常常困惑地问我：“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写完博士论文？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毕业？”
然而，母职的代价不只在学业和事业。鲜为人看见的，还有生育带来的身体创伤和伴随养育的时间贫困。
宝宝出生于8月下旬，产后不到两周，新学期就开学了。无奈哥大课业要求严格，于是伤口还没愈合的我，靠着止疼药硬是坐进了课堂，一坐两个小时直到痛感麻木。为了兼顾学业、家庭和孩子，我们很快又从纽约搬到了宝爸所在的华盛顿。于是还没出“月子”，我就背着吸奶器，日夜兼程地每周一次往返纽约上课。为了多陪孩子，我硬是把4门课塞进了一天。凌晨四五点起床赶车，5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开始8个小时无间断地上课。这一天中，我都是趁下课时间在母婴室存母乳，吃饭和去卫生间利用上课时间。晚上8点上完课，马不停蹄去赶回程的车。有时因为地铁延误错过车，只好再等一小时后的下一班。回到家时，常常已是凌晨两点甚至更晚。
这还不是最难的。最让人头疼的，是宝宝死活不肯吃奶瓶。秋假过后的那周，因为中间太久没吃奶瓶，我早上离家去纽约后，不到3个月大的宝宝连续9个小时滴奶没进。在远程视频唱歌、引导均告失败以后，我决定缺课立即回家。后来，我风尘仆仆地已在地铁上走了两站之后，家人打来电话说宝宝终于开始吃奶。危机解除，我转头又回去上课。那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学业和育儿加上睡眠不足，整个人的运转全靠肾上腺素在支撑，于是脸都是浮肿的（其实至今也是）。
然而，这样勉强撑着的，又何止我一个。看看身边的妈妈们，有几人不是上班带娃狼狈应对？我的亲朋中，有好几位妈妈在有孩子后很快瘦得不成样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们发福的老公。对于这种情形，宝宝姥姥曾一语中的：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女人比以前还惨呢？
女人的时间贫困
2016年，以减贫为使命的比尔·盖茨基金会又有了新的使命。梅琳达·盖茨在她发布的年度公开信中说：“你是不是每天都盼望一天不只24小时，这样你就能有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见见朋友，甚至去趟健身房？我想告诉你：有这种愿望的，不只你一个人。全球各地的女人，都在经历时间贫困。”
在这封信中，盖茨援引了全球多个国家的数据：从做饭、洗衣到照顾老人孩子，全世界平均来看，女人每天比男人多花4.5个小时在无偿劳动上。这种男女的劳动时间差距，少则是北欧的每天45分钟，多至印度的每天5个小时。如果我们量化全球女性一年的无偿劳动，其价值总额可达1.5万亿美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女男休闲时间的差别。以美国为例，美国男人平均每年比美国女人多花74个小时在运动和休闲娱乐上。盖茨说，我情不自禁设想这种时间上的不公平会如何影响两性的生活质量。调查显示，女性患抑郁和睡眠障碍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盖茨指出，改变这一状况的前提是：我们首先得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女超人不是出路
普林斯顿大学的女教授安妮·斯劳特，是一位出色的公共政策学者，也是颇具领导能力的实干家。生活中，她是两个男孩的妈妈，与同是普林教授的丈夫一起居住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克林顿政府期间，她被任命为政策计划部主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女性。然而在这期间，她不得不每周在新泽西和华盛顿（美国首府）之间跑来跑去，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这时两个儿子正处于叛逆的青春期，她的丈夫一个人搞定两个孩子非常吃力。两年结束后，就在政府试图提拔她担任更高职位之时，她选择了放弃，因为她不再认为做女超人能够解决女性面临的难题。她想在儿子成绩下跌或惹麻烦时能够陪在他们身边，也实在不想错过儿子上大学前在家的最后两年。
这段挣扎和这个艰难的决定，促使斯劳特重新思考了职业女性的困境和出路。她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时引起轰动的文章：《为什么女性仍然不能两者兼得？》。文章直指一个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男人可以轻松的事业家庭兼得，而女人却不能。斯劳特以她学者的敏锐结合自身经历，点出了这一新时期性别不平等表现形式的根本原因：育儿和家务劳动仍然被默认是女人的责任，视家庭为敌人的工作场所文化，以及儿童照料机构和服务的缺乏。
在之后一次的TED演讲中，斯劳特强调说，养孩子是家庭的事，而不是女人的事。基于现有调查研究发现和自身工作经历，她指出，只有同样尊重照料劳动，一个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重视家庭和重视工作也并不必然冲突，在做父母上有责任心的人，工作上一定也不会差。斯劳特以在性别平等、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和经济发展上均走在前列的北欧国家为楷模，呼吁美国从价值观（认识到照料劳动的价值）、性别劳动分工（男人也要带孩子、做家务）、上班文化（允许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停止歧视重视家庭的员工）和建设儿童照料基础设施四个方面做出改变。
斯劳特也并不悲观，她以过去几十年里美国黑人地位和处境的改变为例，指出只要所有人一起行动起来，社会的改变可以快到超过人的想象。斯劳特成长于卫生间还分白人黑人、中产阶级女性还以家庭妇女为业的时代，而那不过就在50多年前。
为了让妈妈和我们未来的女儿，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或许是让孩子可以少问几句“爸爸去哪儿了”。
因为孩子属于整个家庭，所以，养育孩子，人人都有责任，不是吗？（银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