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空白

　　主持人：这个平台又便捷又有效，也是大家迫切需要的。车教授是知名的法律学者，也是这个中心的专家委员，您认为“一带一路”的法律服务还有哪些障碍和空白，如何去解决和填补？

　　车丕照：这是个很好的机制，其实调解自身不是创新，用调解来解决国际经贸纠纷也不是创新，这个创新是把公司、协会、行会、律所以及中介机构连接起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而且约定将来如果一旦出现纠纷，到这个机构来按照规则调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个合法的有效的契约安排，由法律保障效率。美中不足的是，从传统法律角度看，这个机制刚性不足，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的缺憾，因为这种模式跟“一带一路”的实施模式很相近，不是以一套硬性的规则体系为先导，是先做起来，之后如果有新的需求，再去修改原来的法律或者创造新的规则，所以要注重柔性和刚性结合。一些政府间的协议、备忘，企业间的宣言、倡议等，都是既有刚性一面，又有很大的弹性。这也将会是中国对国际法治的贡献之一。

　　王丽：我们也吸取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一些在线调解规则，包括对调解员的要求、对机制的要求、对调解组织的要求等。我们现在有106个调解员，都是由网上申请，经过我们调解中心的资质培训可以获得调解中心调解员的资质。现在调解员中多数是律师，少数是商会协会的商人，大部分都能够用英文、法文、德文调解，还有来自德国、瑞士和美国的调解员。力求在刚性和柔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到法律上有效，并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积极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

　　主持人：刚才二位谈到解决争端是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完善国内法，也要在构建科学合理的国际条约体系的基础上打造方便易行的终端解决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行之前，沿线各国已经处在一些双边或者多边合作机制当中，已经适用了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那么“一带一路”建设怎么处理既有机制与新设机制的关系，如何形成沿线国家解决争端的统一机制？

　　王丽：实际上这就是全球法律治理，联合国是法律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现在已经形成的WTO原则，包括国际商会的原则、纽约公约、巴黎公约等，多边的和双边的，我们都要遵照执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全球法律治理之下的经济全球化，也无法参加全球化的竞争。首先要尊重这些原则，要按照既定的原则来办。那么新的怎么去解决？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已有规则未覆盖的一些地方，很多时候只牵涉中国和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设定新的标准，新的标准本身也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就有新的法律创设。法律都是根据实践需求创设的，特别是经济园区、自贸区、产业园区等，都需要创设新的法律。我们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56个产业园区，我们正在跟所在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起研究管理、规则、标准、技术、人才和纠纷解决等问题，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则、办法，都是在创设新的法律，所以也是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建设法律体系。

　　主持人：车教授，您的看法呢？

　　车丕照：我觉得您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即不同的规则制度重叠和冲突问题，或者更广泛地说就是国际法的不同制度的冲突问题，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化问题。

　　首先，要把纠纷分类，将来“一带一路”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纠纷，从主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商人之间、公司之间的纠纷，比如违约纠纷。第二类是商人和政府之间纠纷，这类纠纷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政府管理的原因，可以行政诉讼；还有一种是PPP模式，即政府和私人是合作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第三类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前两个冲突，私人之间以及私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或者争端解决方面无外乎和解、调节、仲裁、诉讼，没有新老机制的冲突问题。如果出现新老机制的冲突，应该是政府之间的冲突。我觉得短期间内碎片化或重叠冲突问题不好解决。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机制，所以“一带一路”建设其实不是规则驱导的，是按现有规则做起来再慢慢摸索。

　　以新的理念和姿态引领国际法治建设

　　主持人：近年来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从以前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积极制定者转变， “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也跟我国制定、实施国际法律规范的能力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理念和姿态去引领国际法治的发展？

　　王丽：第一要坚持国际条约的信守原则，遵守现有的国际条约和所在国的法律。第二要遵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平等、有偿、互利的原则下签订合同，按合同办事。第三是强制性规则的遵守原则。到某个国家投资，必须遵守该国的相关投资规定和法律。

　　国际法治发展有两个层面，法治理论的发展和法治实践的发展。企业家要提升自己的法治理念。现在各国都在努力，避免碎片化的法律给偷税漏税或贪腐留有空间。全球都在实践和理论上努力完善国际法治的发展。

　　车丕照：国际法是在不断发展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所以中国有机会在实施过程中引导相关规则建立。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国际法有很多贡献，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60年发展已经被各国所接受。还有这些年我们提出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虽然不是具体的规则，但是对于指导国际关系和引领国际法的未来发展都很有价值。因此我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有机会把这些原则、理念具体化，形成新的制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要推动一个制度建立，前提是制度要有合理性，被其他国家所接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中肯定有一些制度性的贡献。因此我们要总结经验，然后贡献制度。总之，正如主持人所说，我们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有机会引领国际法治的建设，以前我们主要是接受国际法，甚至要把国际法转化成国内法，未来我们要更加关注怎么把我们的国内法转成国际法。

　　主持人：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参与制定，也能够引领国际法的发展。

　　车丕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