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杨朝清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使“懒人经济”“宅经济”在大学校园里流行起来。除了经常使用外卖软件和购物软件，高校甚至还出现了跑腿服务的软件，大学生连买水果、生活用品都要花钱请人送到寝室。高校渐起的“懒人经济”，真的说明大学生变懒了吗？
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今天，交易双方各取所需的“懒人经济”找到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懒人经济”在带来商机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和焦虑。
“懒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一种亚文化，“懒人经济”流行于部分年轻人中间；作为拥抱互联网的“数字原生代”，当代大学生对新生事物更加开放、包容，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给他们带来便利的“懒人经济”，自然会得到他们的价值认同；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人跑腿，为他人排忧解难，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劳动，另外一些人才有可能偷懒，成为“懒人”。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一些新兴职业不断出现。从这个角度说，“懒人经济”也具有正向功能，没有必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懒人经济”作为一种工具并没有原罪，关键在于是谁利用它、如何利用它。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手段，承载着人们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大学生群体承载着成千上万家庭的希望，勤奋、上进、朝气蓬勃是公众对他们的角色期望。“懒人经济”显然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在心理落差之下，人们往往会对“懒人经济”进行情绪性的批评质疑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原本中性的“懒人经济”被贴上了好逸恶劳、急功近利、热衷走捷径、精神“早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标签。
面对“懒人经济”，一味地“以堵代疏”往往会适得其反。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下，那种自说自话的“我是为了你好”通常会遭遇更多排斥与不认同。事先没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没有充分吸纳大学生的意见，就居高临下地对“懒人经济”进行简单、生硬的约束与控制，反而会遭遇大学生的抵触甚至激烈对抗。
以叫外卖为例，大学生叫外卖不能简单说是因为懒惰，也是对餐饮消费多样化、差异化的另类呈现。外卖食品可能不像食堂的饭菜那么干净卫生，却外表美观、吃着美味，还能够送到寝室；与午餐、晚餐时食堂人满为患相比，叫外卖有“私人定制”的滋味。“懒人经济”能够给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消费体验，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当课堂教学难以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当师生互动匮乏“相见不相识”，点名签到便沦为某种意义上的“鸡肋”，不愿意上课的大学生便雇他人来应付关乎一门课程成绩的点名。当分身乏术的时候，一些不愿意麻烦别人、欠别人人情的大学生，宁可通过雇人跑腿的方式来领取快递。“懒人经济”的兴起，不仅是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变化的结果。
面对“懒人经济”，也要区分来看。对于那些能够切实便利大学生、给他们提供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的“懒人经济”，我们要多一些开放、包容的“异质思维”；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需要大学生亲历亲为的事情，还是少一些“请他人代劳”。“懒人经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渴望“走捷径”的心态。饱含道德色彩的“懒人经济”，实际上隐伏着全社会精神层面的某种担心与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