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意识和中国学派未来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树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中国意识”，有一个局部发育、整体性自觉强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发展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意识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这是由发育期进入整体性自觉期的重要时段。而世纪之交“中国理论”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理论系统化的学术努力，它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学派”概念的提出。从“中国意识”，“到中国理论”，再到“中国学派”，是一个递进向前的逻辑。将“关系性”概念作为中国学派建构的本位，是建立既符合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努力，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中国学派提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假定，其中体系程度较高、参与讨论范围较广、地域性较强的三个理论流派是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和共治理论。但是建立和发展中国学派，有必要建构一套相互间密切联系的概念群或概念体系。因此，关系、共生和共治等概念不应该以矛盾的眼光看待，而应该将其视为相互补充的整体。所以，未来“中国学派”的建设，关键要在整合、抽象、国际化和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摘编自《国际观察》
【毛捷、黄春元：确定地方政府债务的合适规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毛捷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黄春元认为，目前讨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意义重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指出，要“有效发挥地方政府规范举债的积极作用，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应该认识到，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平衡点。当债务水平（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债务平衡点时，地方债务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反是。不同区域的债务平衡点可能存在差异，这需要我们科学分析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城镇人口占比和第二产业占比等。实证分析地方债务水平对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科学控制地方债务规模，需要第一，社会各界应辩证看待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地方债务的适度规模应因地制宜，不宜采取“一刀切”标准；第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地方债务资金投向和效益的监控、评估，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
（光明网记者 秦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