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晓岚
九月下旬，他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的座谈会。紧跟着是周末，他一口气在三联韬奋书店海淀分店做了两场讲座，这中间还抽空跑到北京画院去看了即将闭幕的沙飞摄影展，也少不了和北京的朋友们聚谈……然而这个忙碌的周末，只是他的“副业”。他来北京是出差，参加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年会，他是基金的董事、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金融证券、资本运营才是他的“正业”。
姜鸣说研究近代史是他的“个人爱好”。恐怕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数十年为一个需要坐冷板凳的“爱好”，投入这么多业余时间；更少有人能凭借见缝插针的“业余研究”，完成史料丰富、专业性很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同时还因《天公不语对枯棋》、《秋风宝剑孤臣泪》等历史散文赢得了普通读者的心。
在新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的座谈会现场，三联书店给姜鸣送了一束花，祝贺他刚刚度过的六十岁生日。姜鸣说一口带着南方味儿的普通话，语速很快，生机勃勃，充满自信。金黄色的花束放在他身旁，明丽而沉着。
六十年，对姜鸣个人而言，是丰富而充实的岁月，简直像容纳了好几种人生。他没当过知青，受到很好的大学教育，但求学时代又并非出了校门进校门那么简单。工人、教师、机关干部、国企高管，他的人生在截然不同的层面上相继转换。他这一辈人，从青春到壮年，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完全同步，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道路，犹如时代的一个缩影。
姜鸣先生做历史，喜欢研究人，那么，如果我们追随他的脚步，能否窥见时代的、乃至历史的一角呢？
海军史和大飞机，一条贯穿的暗线
姜鸣的朋友圈里，除了历史方面的内容，还经常出现国产大飞机的消息。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和中航民用航空电子公司的董事，渊源要早得多，犹如“宿命的因缘”——四十年前，他是一名参加中国大飞机的起点“运十”研制的普通工人。
1976年，姜鸣中学毕业，进入5703厂（后更名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技校学习，接受了颇为严格的职业教育。两年后进入总装车间工作，他和师傅一起，亲手为“运十”02架装上了驾驶杆。1980年，他离厂上大学，后来“运十”下马，中国民航工业历经曲折……几十年过去，昔日的技校已经拆除，当年的厂房变成了美术馆。终于，今年5月5日，姜鸣亲眼目睹了C919成功首飞，“往事点点滴滴，宛如就在眼前。我和我的伙伴，是中国民机发展的见证人。”他感慨，也欣喜，5月5日当天就写下文章，“今年四五月间，好戏连连。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顺利对接，国产航母下水，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29进行了首次地面滑行试验，中国先进制造业正在迸发出井喷的辉煌，向世界展现出巨大的生机和力量。”
“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句子出自姜鸣笔下，就不大有那种报告文学式的空洞感，而是让人感受到他真挚的关切和自豪。“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国情怀是不需要‘灌输’的，希望国家强大、富裕，这是骨子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关注着也参与着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社会上有很多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脚踏实地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不是在抱怨。抱怨无助于事情的解决。”他对青阅读记者说。
面向读者的讲座，姜鸣侃侃而谈。其中一讲的题目是“海军是大国兴衰的镜子”，他从刚刚参加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年会谈起，集成电路是中国大宗进口的商品，“你不投入就要买，你不做这个领域，就永远进不去。”姜鸣说，“中国芯”和“中国心”，都很重要。
从海军史、近代史的研究，到大飞机和“中国芯”，姜鸣的业余爱好和本职工作，或许并非全无关联，有一条暗线将两者贯穿——那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他说：“一个个五年计划实际上也是持续不断的工业化过程，是工业化带来了农药、化肥、化学纤维等等，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现在你可以看到，国家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
和现实中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不同，姜鸣的历史研究，瞄准的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起点——晚清，一个最屈辱、最艰难的时代。
近代海军史，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
70年代末，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很不错的选择，工厂的师傅给姜鸣算过一笔细账，认为他上大学“不划算”，姜鸣还是决定参加高考。身为上海人，首选自然是复旦，他报了历史系和经济系。两个专业他都喜欢，他说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为什么“鬼使神差”地将历史系写在了前面。作为备选，他也报考了北大，填专业的时候，把两个系的顺序颠倒了一下。
结果是第一志愿录取。1980年，姜鸣迈入复旦的校门，那时的历史系，有周谷城、谭其骧、杨宽诸公坐镇，金重远、朱维铮、姜义华等等还是中青年骨干，而姜鸣很幸运地遇到了教授中国近代史的沈渭滨先生，从大二开始，就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治学之路。
“当时的近代史研究是按照专题来的，比如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洋务运动等等，大家各吃各的饭。沈老师希望建立一个跨越性的近代军事史体系，纵向的有海军史、陆军史、空军史，横向的是军制、后勤、军事教育等不同领域。”姜鸣记得非常清楚， 1981年11月18日晚，他应沈渭滨先生之邀参加了校内一个学术小组的活动，沈先生建议他选一个方向，共同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
像很多男孩一样，姜鸣小时候也喜欢军舰、飞机、大炮，收集过舰船图片，做过船模，后来也曾因电影《甲午风云》的“撞沉吉野”而热血沸腾，也许是记忆在瞬间复活了，他选了海军史，此后漫长的研究就源于这个有点偶然的承诺。
师生二人计划用十年时间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海军史专著。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姜鸣一头扎入史料的海洋，开始了细碎而艰辛的耕耘。那时大学的学习气氛浓郁，借阅古籍便利，但没条件复印，获取资料只能手抄。姜鸣至今保存着一份手抄的《北洋海军章程》，是他从图书馆借出，发动班上六位同学用一个晚上抄下来的。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除了上课开会、吃饭睡觉，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图书馆，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离开复旦后，获取史料变得有难度了，姜鸣想办法解决，“一是利用各种资源借，二是有经济能力了就买，三是复印，四是后来可以网上检索了。”
沈渭滨先生给姜鸣定了规矩：“从专题研究入手，先做大事记和资料长编。没有完成大事记和资料长编不写论文，没有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题论文不写专著。”90年代初，姜鸣完成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和《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初稿，两书互为补充。前者是一部编年体史料集，增补了大量的记事和图片之后，即是如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被业内视为研究近代海军史的必备工具书。后者则是严谨厚重的近代海军史专著，多次增订再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即使离校、转行，姜鸣还是实现了和恩师的约定。“沈老师组织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来做军事史，到最后完成的，除了一个进入空军院校的同学，就只有我了。”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的开篇有一句题词：“本书献给为发展中国海军和海权不懈努力的人们。”回头去看，姜鸣研究近代海军史有偶然性，或许也有一种下意识的自觉。晚清海军是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的一个缩影，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的巨大伤口，注定了近代海军史是一部“痛史”。姜鸣认为，晚清海军以现代化军事改革来带动中国的工业、教育、港口建设、官制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但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
“研究近代海军史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对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社会的思辨过程。中国近代海军从创建到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使我的心灵震颤不已。”姜鸣说，近代海军史既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课题，同时又包含了许许多多人对中国遭受侵略的屈辱历史的铭记和反抗，以及在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对国力增长的渴望。直到今天，也没有哪所高校开设专门的近代海军史的课程，但是它聚集起很多热情的民间研究者，而且出现了水平极高的“专业爱好者”。对于民族兴亡、现代化进程的自觉关切，意味着近代海军史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海军——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千里海疆，百年沧桑。2014年——甲午战争120周年，《龙旗飘扬的舰队》推出“甲午增补本”，姜鸣写了一篇后记。文中写道，站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他不由得想起北洋水师，想起袁保龄修建旅顺口基地在黄金山炮台上写下的对联——
大海澜回，忆从前唐战辽征，往昔英雄垂信史；
高山天作，愿此后镐京丰水，中兴日月丽神州。
一个个人从史料中站起来了
1984年，姜鸣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学术道路平坦，将来可以预见，对此他并不满足。“平心而论，我以为自己是个能耐寂寞、能坐冷板凳、能吃苦做学问的人。但我又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有轰轰烈烈做番事业的雄心，总想多涉猎人生，以使有限的生命更丰富多彩。”一年后，他调离复旦，先在机关工作了七年，90年代去了国企，“一是想直接感受世纪交替之时社会的变化，以加深人生阅历；二是锻炼自己的从事经济工作的能力。”
离开高校，意味着历史变成了纯粹的爱好，意味着从学术规则中松绑，但繁忙的工作使姜鸣的研究只能在业余进行。他擅长利用时间，来北京出差，总是抽空去探访晚清的遗迹，气派的园林、破败的故居、消失的风景，他把有些胡同逛得比老北京还熟。他的写作，从学术专著转向历史散文，研究兴趣也过渡到晚清的政局与人物。1996年，他出版了《被调整的目光》，2006年修订为《天公不语对枯棋》，2015年又推出《秋风宝剑孤臣泪》。
这两本散文集，运用丰富的图文史料，钩沉历史细节，实地走访，连缀历史与现实，考证扎实，感怀议论皆见分寸，行文流畅潇洒，在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获得了平衡。而且，和史学界比较忽视人物研究不同，姜鸣把注意力放在了“人”上，李鸿章、张佩纶、李鸿藻、张之洞、翁同龢、康有为、严复……晚清的关键人物在他笔下一一登场，新旧嬗变的复杂，现代化进程的艰难，令他感同身受。
采访姜鸣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不爱讲“大道理”，喜欢讲故事，谈起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真的“如数家珍”，津津有味：张佩纶怎样成了李鸿藻和李鸿章的联系人，翁同龢被罢免当天的微妙遭遇以及同一天康有为的行踪，第一代海军军官叶富的早逝与一位叛匪的“逆袭”……一个个历史细节被他的笔挖掘和汇拢。“不是什么洋务派、保守派，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可能在政治观念、学术思想，在趣味上形成一个团体，可能在某个政治问题上走近、结盟，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又敌对。”姜鸣说，“材料看得多了，一个个历史人物就在你面前站起来了，回过头来，就会理解他的思维逻辑和各种决策。”姜鸣相信，“人际关系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巧妙的润滑剂，有时人与人的交往与重大决策有关。如果我们对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不关注、不了解，那就只剩了从奏札到奏札的硬邦邦的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人与人的关系。”
早年阅读的《万历十五年》、《光荣与梦想》是姜鸣心仪的历史著作， “怎样写历史”是他关心的话题。他写过一篇介绍美国畅销历史作家塔奇曼的文章，标题叫“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姜鸣自信每一篇散文都可以改写成论文，事实上《男儿怀抱谁人知——细说严复和吕耀斗的仕途之路》一文（收入《秋风宝剑孤臣泪》），他确实用论文的方式写过一遍，名为《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档案、奏折、书信、日记、诗歌、国内外报刊、旧影像等等，姜鸣加以甄别选用。他有保留地看待当事人的回忆录，认为使用这类文字要慎重。还有，要合理选择研究题目，如果无法看到足够的档案和可靠史料，“花了半辈子去做的学问，可能被一个很简单的材料就推翻了。”
90年代，姜鸣写下《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一文，认为“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子虚乌有，是康有为出于政治目的杜撰的。这是他解读史料的心得，之后他就把这个题目丢开了，学界近些年来对康有为的热烈讨论，他并不关心。或许，治学方法、历史视野和现实经验，共同塑造了姜鸣的态度：“后人应当设身处地地理解先人、再现先人，研究他们的思维逻辑、强点和弱点，以及这一切给历史带来的影响；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曲解先人、强奸先人，把他们当作表述自己观念的传声筒。这个观点自然算不得新潮，但真正以此指导学术，说真话，抒真情，不欺世，不欺己，却是很不容易的。”
进大学的时候，姜鸣曾立下志愿，无论生活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放弃历史专业。近四十年过去，他真的做到了。同时，对于在不同阶段从事的每项工作，他也全力投入，毫不含糊。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保有充足的个人空间，两者对于他显然不矛盾。
历史并非一视同仁，它赐予人们不同的礼物：有人获得智慧，有人堕入虚无，有人指点江山，有人寂寞自守，有人激扬奋发，有人怨恨难平……姜鸣收获的是什么呢？从他身上，最容易感受到的是清明的理智，务实的精神，或许还有一分对历史进程的感怀：“不见得我的思考就一定对，我也没有方案，我也只是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小人物。我们都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但可能就是大家在一起努力，历史才会往前走。”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