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素娜
6月23日至12月3日，由武汉美术馆主办的“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在武汉美术馆举办，共涵盖“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承：以书入画的承上启下（苦铁金石、亘贯书画——吴昌硕作品展）”“转：笔墨与都市”“合：融汇与变通”4个单元展，“积墨成章：武汉美术馆馆藏湖北水墨作品展”“历史的视角：‘大河寻源’文献展”两个平行展，以及“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辨”论坛和相关公教活动，整个双年展历时近半年之久。“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主题和任务是重新开启讨论与反思中国水墨艺术实践的契机，对不同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重新呈现水墨自身的本体论意义。日前，记者专访了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以期对水墨艺术及此次双年展进一步展开探讨。
以“墨攻”寻求中国画破局之法
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艺术界与社会机构就“如何举办双年展”不断进行反思和讨论，对双年展展览机制本身也出现了各种争论。“双年展”本是时间概念，即意大利语“每隔一年”之意，最早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诞生于1895年，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经过百余年发展，双年展机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运行的固定模式，但这种模式既有自身的优点，也被诟病有时不能迅速反应与反馈当下急剧变化的艺术现场和艺术生态。“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在此时面对反思应运而生，在展览策划和作品呈现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从沈周到傅抱石再到今天的艺术创作，立轴、手卷、册页、扇面等数百件作品跨越15世纪至20世纪的500年时光，呈现了中国绘画的多元面貌。
问：近年来，随着国内各类双年展的此起彼伏，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双年展最多的国家。武汉美术馆在今年推出“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出发点和任务是什么？
樊枫：武汉美术馆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水墨展览品牌，策划“双年展”是希望对水墨问题能够进一步梳理和积累。我们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艺术考察发现，中国的水墨艺术在世界上是特征最显著、最具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对世界艺术的贡献巨大，因此，我们想进一步将水墨艺术向外辐射。武汉美术馆早在2010年即开始举办“水墨文章”系列展览，至今已做了4回，分为“写意精神”“笔法维度”“文脉创化”“色界变象”4个主题，这是对水墨研究的初步探索。而今年的“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是希望能在过去的思考下更进一步，以“启承转合”的纵向结合，来讨论水墨和中国画的关系。
当下，很多美术馆都纷纷举办当代艺术展，但他们关注的艺术家却相对局限，以至展览毫无特色。而“水墨文章”的目的则是梳理我们的文化现象、文化传承，我们也非常希望美术馆行业能多做水墨展，这样每个美术馆都有自己的水墨课题，会使我们的文化特点有更多人关注，不至于全部局限于当代艺术中。因为当前的当代艺术存在很大问题，虽然作品看似有所创新，但很多样式呈现方式、语言表达都能在国外美术馆找到答案，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代艺术已不是先锋艺术，而是一种移植的传播。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水墨的当代性，把我们的文化现象向世界传播。
问：本次双年展有哪些突出特点和创新？
樊枫：一般双年展采用的是“横向”展示方式，如设置国外艺术家作品单元、名家作品单元、投稿作品单元、青年艺术家作品单元等，而“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则在策划上突出了小“纵向”，通过“启”“承”“转”“合”的板块结构，展示中国画的来源、承续、转换和发展。
中国画不能全部涵盖水墨画，但水墨画必须要涵盖中国画。过去的中国画局限在本民族中，不会和国外其他艺术有所交集，但今天的水墨画却已经和全世界都发生了关联，这无形中就把中华民族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媒材等传播了出去。可以说，传统有的东西，水墨画要有，传统没有的东西，水墨画也要有。因此，我们在展览中更侧重于展览整体的纵深性。
问：作为总策展人之一，请您谈一谈本届双年展各单元之间的侧重点和关联？
樊枫：本次双年展的“启”单元作品，是我们向湖北省博物馆借展的，由于博物馆能够出借的藏品有限，所以此次展出的多为明清绘画，主要为文人画，因此“承”的部分就选择了吴昌硕。吴昌硕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国书画的笔法传统，他以更加个性化的笔法来改造传统书画印，使作品表现出一种阳刚、浑厚的审美意境。可以说，吴昌硕的“金石入画”“古人为宾我为主”“苦铁画气不画形”等实践和理论主张影响和启发了后来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等一大批中国书画的实践者，时至今日，吴昌硕依然是后来者不断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转”则将城市绘画加了进去，“合”是各种各样的创新做法。
问：在水墨画自我演进的过程中，坚守传统还是变革创新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墨攻”想呈现、探讨或解决哪些问题？
樊枫：我们希望通过展览中的具体作品，发现水墨艺术的不足，进而通过双年展的学术研讨，一步步梳理出来。那么数届以后，我们肯定会有相当的积累和成果。
用笔墨呈现都市之灵
都市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回应方式，使得传统水墨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有一些敏感的艺术家开始以水墨画的方式来进行新的探索，这就使得“都市水墨”应运而生。“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开幕后，“笔墨与都市”单元展引发业内热议，该展选择了樊枫、方向、李孝萱、张望四位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主题从摩天大楼、院子、红色符号到镜窗等，既有鸿篇巨制的全景式呈现，也有轻松挥写如回眸一瞥下的城市切片。这四位艺术家各有自己的代表符号，但他们在笔墨表现与审美取向上又与传统保持着很好联系。同时，他们在观念、题材、图像、手法上亦率先开拓，画自己熟悉的现实题材，形成了独特的都市味像。
问：从新生至今20多年过去了，“都市水墨”的整体发展如何？它在今天呈现了怎样的气质和特点？
樊枫：过去中国画的题材非常窄，总共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个大类，三大组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画。我们所画的都市画，不包含在这三大类里面，它是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当然，过去也并非完全没有都市画，比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都市画。清代著名画家袁江、袁耀也画了许多亭台楼阁的画作；古代也有人画过黄鹤楼、各种庭院之类的画。但是相对来讲，它在过去的题材中不是主流。我们现在画的都市水墨，与《清明上河图》之类很不一样，《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场景、民俗，只是反映了都市的外表而没有进入内核。我们现在所表现的都市，是我们当代人对于都市的理解，是一种用水墨艺术形式对都市的解读，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过去画的都市画都非常规矩、写实，缺少一种写意性。我们现在在探讨都市画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写意性，包括用笔方法、绘画方式等，打开另一种视角和呈现。
问：“水墨发展到今天，确实需要在实践中打破一个又一个被历史化、被规训化、被模式化的思维及其话语，也需要冲破诸多体制对艺术的遮蔽和阻碍。”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樊枫：水墨画的创新难度比油画等其他画中的难度要大，一方面要顾忌和面对传统的丰碑，一方面还要面向当代、面向世界，因此它的包袱很沉重。“打破”是必需的，但之后能找到传承性和连接性才有意义。中国画必须要有中国的文化精神，它不是画质感、透视的，它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中国画是古人用主观认识世界，通过图示传播的一种方式，带有自己主观的因素。中国画的写意传承、笔性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画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也恰巧是中国画的特点，因此，既要突破重重障碍，又要有所创新确实不易。
问：您是怎样理解都市水墨的？您在绘画中有何心得？
樊枫：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一个角度去理解文化，如果我们找到了独特的视角，就可以充分地理解里面很多东西。我觉得认识一座城就像认识一个人，有时看一个人离得太近不好，离太远也不好，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度。这个角度可以很客观地去评价一个物体，是一个最好的距离，这是一种哲学理解的方式。
我们过去可能是这样认识城市的：火车进站会报站，如现在正在进入武汉市，武汉有什么特色马上会播出来，你就开始从很远的距离认识这座城市了。如果你只能说出武汉一大堆的不好，想不到武汉好在哪里，这就是距离没有调好。我在画武汉这座城市的过程中尽量调好距离，尽量画出这个城市独特的记忆。城市理念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想象，这种想象会给人带来很多启示，带来幸福的生活。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反映对一个城市的感觉。我想通过我们现代的文化角度和文化视觉，把物与背景的东西通通列在一起，这样它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艺术世界关系。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有意义的事情，是通过作品把自己的想象贯穿到现实的世界中去，从而启发出更美好的生活空间，这样别人才能反过来记住你的艺术创作。我还出版过一本画册《怀城》，有人问我为什么叫“怀城”？其实这就是我胸中有城，胸中有城才能眼中有城、手中有城。我用“三城”一体创作，画出一个我记忆中的城市。这就是我的带有理解性的、艺术性的“都市水墨”。
问：您的作品《玄忆》和《新自行车王国》都是在描绘城市，但感觉却截然不同，请您结合作品谈一谈创作思路和表现方式？
樊枫：《玄忆》是今年的作品，手法上更偏表现。画面中没有具体的窗、车、人等，但是你一眼看去就是城市。它没有具体的位置，却是每个城市的样子。城市是不安静的，你生活其中，感受到它的躁动，我想表达的是此刻、当下人们正在经历的城市。而水墨艺术在手法上的改变，可以达到这种表达。
《新自行车王国》这幅画作的名称其实是《共享蓝天》，微信朋友圈发出来叫《新自行车王国》也很贴切。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地地道道的自行车王国，从没有自行车，到家家户户都有2辆以上自行车。随着私家车发展，中国退出自行车王国，现在共享单车让中国又回到自行车王国。这些小橙车、小黄车、小绿车、小红车……在普及绿色交通理念、连接起城市“最后一公里”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城市管理和交通发展的诸多讨论，共享单车是文明社会带来的，却反射出社会是否文明的问题。因此，我以密集堆压在一起的共享单车为创作对象，希望以此表达对资源浪费的隐忧，表达城市与城市人的品格。
策划思想是展览成功的保障
双年展是一个跨地区、跨文化甚至跨国家的综合性机制，它可以把人们关心的问题放在一起，将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观众等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集合到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引发思考。作为国家重点美术馆，武汉美术馆从开馆伊始，即积极致力于美术馆的长期学术规划及建设，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水墨艺术的学术研究，以美术馆作为历史承载体对其进行深度与广度的叙述和书写，从不同学术视点来展开水墨的当代对话，为当下铺设路标，为未来留存历史。同时，武汉美术馆也极其注重展览的策划思想，这在他们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展览中随处可见。而这，也正是武汉美术馆作为国家专业学术机构的文化责任和担当。
问：此次双年展的论坛板块将对“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辨”进行讨论，请问有哪些相关论题和理论家参加？设置此次论坛的目的是什么？
樊枫：为增加双年展的深度与厚度，我们特邀请了国内外批评家、理论家、文化学者20余人，围绕“水墨艺术的脉系及思想之变”的主题撰文。并将在10月21日举办为期一天的同名国际学术论坛，邀请撰文专家围绕水墨文脉的延伸及其时代语境的转化问题，在武汉美术馆论坛现场展开深入探讨。这其中，既有对水墨艺术探寻历程的回顾，也有对水墨进入当代历史话题的梳理；既有对水墨文化身份的解读，也有对水墨本体论和水墨民族论的反思；既有从中国画理论话语之变到水墨转型的文化逻辑，也有从“新水墨”概念的辨析到“当代水墨”出路的探寻。我们希望这场新一轮水墨言说，能将水墨艺术的思想源脉、语言形态、民族身份、文化立场层层链接起来，在批评家们的宏大叙事和微观论证中，分析其传承演进的内在脉络。在传统与创新的主旨中开启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清晰地呈现出水墨艺术的发展和去向。
问：展览期间策划了哪些配套的公教活动？
樊枫：策划了“笔墨诗歌——武汉美术馆水墨画系列活动”共计9场，为观众系统地介绍了水墨画的发展及其进程。展览开展至今，观展人数已近5万人次。其实，美术馆的公教活动是非常重要地环节，展览是手段，公教是目的，美术馆要对公众起到传播美、培育美的作用。
问：武汉美术馆还有哪些与水墨艺术相关的学术品牌？有哪些经验？
樊枫：自2011年至今，武汉美术馆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水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系列展，除此之外，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些当代较有影响力的水墨个展和群展。此外，每年还会举办一次大师专题展，如齐白石、蒋兆和、关山月、石鲁等。经过几年以来对这些水墨专题展、个展和群展的实践，引发了我们对水墨画的创作母题和当代审美建构的理论思考：水墨画的创新应该走出观念和形式的局限，把视野深入到传统挖掘当中去。
问：您策划此次双年展有哪些心得和感受？
樊枫：首先尝试了在自身藏品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策划展览和与其他机构合作。如“启”单元的23件藏品全部来自湖北省博物馆，这一方面我们与湖北省博物馆合作，激活了他们的藏品，使更多藏品与公众见面，另一方面。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23件“启”单元作品，策展人通过自己的策划思路，将这些作品重新组合和串联起来，从立轴到手卷、从册页到扇面，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古代绘画的多元面貌；而23位明清画家也是传统水墨画的集大成者，他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线索共同构成了展览所要表达的水墨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内涵。除此之外，“承”单元的吴昌硕作品展中，浙江安吉吴昌硕纪念馆几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藏品，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就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即藏品较少的美术馆如何通过与其他机构借展、合作等方式实现自己的策划理念和策划思想，如何通过彼此间的配合和沟通找到一种展览的呈现方式。其次，“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以前后数个纵向单元展览的构成方式，吸引了不同兴趣点的观众长期关注，提升了观众总人数，使更多人穿梭于4个展览的公共教育之中。
我策划此次双年展的心得是：展览一定要有策划思想，一定要做观众能看得懂的艺术展。策划思想可以激活很多藏品，即便是美术馆自身没有的藏品都也可通过合作、借展等方式激活。同时，好的策划思想和展览呈现还可加大观众对艺术的理解程度。其实我们一直在摸索博物馆与美术馆的不同之处、彼此专业上的特点等，美术馆有责任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提出自己新的思路，并将这一思路用作品展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展览的策划思想，这也是我们美术馆最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