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 洋 张 明
在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芦苇荡。每年11月中旬，当芦苇枯黄、芦花落尽之时，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打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告别妻儿老小，奔向这片苇海。他们在这里收割、打捆、盘塘，辛勤劳作，在赚取微薄收入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芦苇荡这一诗意景观背后的人生百态。
一望无际的芦苇荡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苇那隽永的诗意从遥远的《诗经》一直蔓延到今天。古人眼里，苍茫广阔的苇海是其魂梦所系的伊人所在之地；后人眼中，柔弱而坚韧的芦苇又成为抗战烽火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提起芦苇荡，人们最易联想到白洋淀和沙家浜，前者成名于文学家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后者则得益于红遍大江南北的京剧《沙家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东北的辽河三角洲，有一片120万亩的芦苇荡，远比白洋淀和沙家浜的芦苇荡面积大得多（白洋淀的芦苇荡面积12万亩，沙家浜的面积2000多亩）。
盘锦市位于辽宁西南部，是辽河三角洲芦苇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事实上，盘锦这个地名的由来，也与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盘锦苇场由营口市造纸厂分管，此时的苇场还没有官方通用名称，担任营口市造纸厂厂长兼苇场场长的王良才建议，因为苇场主要兼跨盘山县和锦县，可将两个县名的头一字组合在一起，为苇场命名。这个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盘锦”之名由此诞生。
没人知晓盘锦这片浩瀚的苇海形成的确切时间。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这里还是一片辽阔的海滩。由于人烟稀少、资源富庶，相继有山东、河北的人“闯关东”来此落户。光绪年间，因盘山湾环境发生变化，为芦苇生长创造了条件，才慢慢连成一片芦苇荡。无边无际的苇海和纵横交错的水道，构成了一个辽阔幽深的世界，不仅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丰饶的物资资源。芦叶可以拿来包粽子，芦苇穗可以扎成扫帚，用途最多的是芦苇秆，农民用灵巧的双手把它们编织成苇帘、苇席、箩筐、簸箕和渔具。盖房时，芦苇可以编苇墙、织屋顶。人和芦苇曾是如此地相亲相联，只是当化纤制品占领了现代人的生活以后，人们才淡忘了苇子缠绕在指尖的触感。
从事盘锦地域文化研究的丁伟成称，当地人很早就认识到芦苇的经济价值。上世纪30年代，就有地主乡绅以“跑马荒地”的方式向政府报领荒地执照，获取苇塘的土地所有权。他们冬季雇工收割芦苇，除了用马车运出一部分以外，大部分在河沿堆垛，待来年解冻后，再用帆船运往营口、盘山、盖县等地出售。
“人进苇塘，驴进磨坊”
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芦苇每年都需要收割，因为如果不能及时收割，非但糟蹋当年的收成，对来年芦苇的发芽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自动化机械普及以前，收割芦苇需要大量的人力，于是催生了一个以割苇为生计方式的特殊职业——割苇人。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往返。每年冬天，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苇塘，割上两个多月的苇子，赚上一笔钱就离开，等待下一个冬季的来临。这些人被称为“刀客”“苇客”，他们中有辽宁本地的“坐地户”，也有从山东、河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远道而来的外来客，且多为乡亲、父子、夫妻、兄弟，年复一年结群引伴而来。
“刀客”的生活并不如这个名字一般浪漫诗意，当地流传着一句古老的民谚：“人进苇塘，驴进磨坊。”说的就是割苇人的辛酸和劳苦。苇子必须等到冬季才能割，只有这时候的芦苇荡才能留住几天冻土，人们才能踏入这片湿地。东北的寒冬气温在零下十几到二十几度，空旷的苇塘中，朔风如刀，似乎更冷些。
69岁的郑家贵是东郭苇场党校的退休职工，1968年毕业被分配到苇场工作。连续下了10年苇塘的他回忆起割苇的辛苦，至今记忆犹新：每天4点钟起床，吃过早饭后，就背起镰刀和“绕子”（捆苇子的绳子），一头扎进寒风刺骨的苇塘开始劳作。“我们不敢穿太多，穿多走不动，干起活儿来就得出汗，一干上就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歇气儿汗就会结冰冻成冰人。白天干活儿累得够呛，晚上回塘铺又冷，只好靠喝酒暖身入睡，好多下塘人都落下风寒的病根。”郑家贵说。
大多数的“刀客”住在芦苇荡中间的塘铺里。塘铺，是这些“候鸟”临时的窝，大多是砖泥砌成的简陋平房，里面大约5米长的火炕，一铺炕上要挤十几个人，也有大铺可睡30人以上。因为大家同住，会搭一条帘子，将男女隔开。如果有夫妻二人一同来的，也用帘子隔出一块温馨私密的小空间。
“刀客”早晚饭吃在塘铺，午饭由人送到作业现场，主食以前一般是玉米饼子和高粱米饭，现在是大米饭、馒头。菜多是没多少油水的白菜炖土豆，隔三岔五也会改善一下伙食，包些饺子、包子和做少许肉菜。
每个“刀客”的双手伸出来都满是皲裂、老茧和粗糙的倒刺。有谁想到在这诗意丰美的芦苇荡深处，还有这样一群人卑微却又勤恳地为生计劳碌着。那么，“刀客”的收入如何？在郑家贵的时代，割一捆苇子是1毛钱，一个“刀客”平均一天能割20捆，就是两块钱。如今，“刀客”的日收入涨到了120元至150元，但与其付出的辛苦相比，依然算不得丰厚。
“刀客”是否会成为历史
如今，盘锦地区有五大苇场：赵圈河苇场、东郭苇场、羊圈子苇场、辽滨苇场和新生苇场。
据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盘锦境内共有苇场职工1600多人，到1990年也不过4600多人，而每年收割大约需要劳动力3万人，所以每到收割的季节，都需要补充大量的外来劳动力。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收割芦苇的劳动力由省政府统一调配。1978年以后，改由各苇场自行组织，采取签订合同的办法，从外地征集劳动力、运力。生于羊圈子苇场的丁伟成形容当时的场景是“万人千车下苇塘”。他说，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收割期所需3万名劳力和2000辆马车，由盘山县、锦县解决，按场社、大队分塘段组织芦苇收割。80年代后，仅靠盘山县、锦县的人力、运力不能满足需要，从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外省区征集劳动力收割。1998年，五大苇场外来雇工人数达到5万人。
如今，“万人千车下苇塘”的景象已是难觅，取而代之的是收割机在苇塘里自由驰骋。浩瀚的苇塘里少了一镰一刀、低头弯腰的割苇汉，多了一台台轰鸣的芦苇收割机。只有那些收割机无法到达的角落，才需要原始的人工收割。郑家贵感慨地说：“过去需要人工割一个月的苇子，用收割机10天就可以完成。”而租用一台收割机的价格是每天200元，跟使用人工的费用相比，大大节约了成本。
与此同时，市场对芦苇的需求量也在减少。以东郭苇场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东郭苇场的产量达到25万吨，到2016年仅有10万吨。芦苇的主要作用是为造纸提供原材料，纸业市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苇场的兴衰。郑家贵回忆，2000年以前，纸张紧俏，芦苇的价格飙升。后来随着无纸化办公、电子书籍的普及，造纸行业受到很大影响，与苇场有供货关系的营口造纸厂、金城造纸厂连年亏损，几乎倒闭，芦苇的价格也一跌千丈。
在这种困境中，采用机械化收割降低成本是苇场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从以往最多时的5万人到如今的5000人，“刀客”的数量在急剧减少。也许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自动化收割工具的不断改进，“刀客”这一职业将会被定格在过去，成为书中的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