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桑玉成

　　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经济落后、物资短缺的社会获得了连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一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是获益于我国特定条件下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具体来说，主要利用了政策资源、土地资源、人口资源这三大资源，分别产生了政策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这三大红利。除了一系列的政策资源被挖掘并利用之外，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策资源，因而就是最大的政策红利。作为一场制度变革，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结果，当潜在的收益大于潜在的风险时，改革就会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创造现实的收益，使得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壮丽的气象。在当前国际国内背景下，能够起到甚至超越以上三大资源作用的，莫过于制度资源。因此，尽快挖掘制度资源以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恰逢良好时机。

　　那么，所谓的制度资源究竟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在这座“富矿”里究竟能够发现什么？制度资源主要还是来源于制度本身，来源于制度的成长空间。具体来说，在这方面可以有以下基本思考。

　　制度的价值资源

　　首先要梳理挖掘我们这个制度体系所承载的思想、观念、理想、追求等的文化要素。正是这样的文化要素，可以激发生活在这个制度中的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心理取向，从而奠定并提升人们对于这一制度体系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成功地领导了改革开放的事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基于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近些年来，国际国内的情势所发生的变化，使得我们这个制度所承载的价值文化资源有被淡忘、被沉淀的危险。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基本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无数的革命先烈，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期待，构成了我们这代人不能忘却的“初心”的基础。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这是推动发展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制度的效力资源

　　在我们的制度建设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些制度的效力空间尚有开发的余地。在以往的政治实践中，有时候我们发现，当建构了一定的制度之后，在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制度发挥其规范化作用的时候，这个制度就遭到了忽视乃至冷落，这样的情况还不鲜见。因此，表面上看，我们的问题常常被描述成“制度缺失”“无章可循”等等，但是实际上，关键在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尊重，有意或无意超越制度、破坏制度的问题还较为严重。这就给我们充分挖掘制度的效力资源提供了足够的基础。

　　制度的运行资源

　　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那种“理念有余而制度建设不足、目标有余而具体规划不足、口号有余而实际行动不足”的情况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产生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理念、目标、口号缺乏必要的运行规划和可控的操作性。因此，在制度成长方面，切实需要有关于制度的运行规则，使得制度能够很好地运转起来。

　　在制度有效运行方面，尤其需要注重程序设计和技术设计方面的问题。制度成长，既是一个宏观的理念问题，又是一个甚至可以说更是一个微观的具体问题。之所以强调它是一个微观的具体问题，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每一个层面的领导体制中、在任何性质的组织体系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有关制度的运行问题，从而也直接关系到制度的健康成长问题。

　　制度的类型资源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同时又存在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大国，南北东西，沿海内陆，自然的、人文的环境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同的组织系统也千差万别。在这样的重要国情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充分考虑制度成长的类型空间问题。要给予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以不同的制度形态及其成长空间，这是制度得以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

　　譬如说，我们要研究，如从微观的具体的意义上分析，在庞大复杂的组织体系中，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中，党的组织及其领导机构或领导者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具有哪些管理功能、在其履行这些功能过程中又如何与行政组织及其领导作出相对明确的划分。只有在解决了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之后，我们才能使制度得到其应有的实施。从我们的政治实践来看，这样的问题始终是制度成长中的困境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