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刘毅强

　　《实践论》是1937年7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毛泽东当时研究和讲授认识论中的实践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要从认识论上来探索和弥补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问题。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实践论》是对“狭隘经验论”的争论从理论上做出的系统的答辩和批判

　　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国情不同，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与俄国革命相反的道路，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正是这个正确方向的代表，但这条道路开始在党内并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党内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狭隘经验论”的激烈争论，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的代表。红军长征到了延安后，毛泽东发奋苦读和专研哲学，他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实质上，《实践论》是对这场争论的一个总结，是对争论的另一方从理论上所作的系统答辩和批判。

　　《实践论》是经过了毛泽东长时间理论思考，反复酝酿而形成的。早在1930年5月，为了批判红四军中某些领导人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用唯物主义反映论教育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就写出了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这篇文章已经散失。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毛泽东提出对待“本本”要有正确的态度，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为什么我们欢迎这个理论？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是什么“先哲”、天生的圣人；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实践斗争中已被证明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本本主义则相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根本不去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这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革命战争的认识论，指出对战争的规律必须经过两个过程：一是制定战争的计划。“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二是执行战争的计划。“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关于战争认识发展的两个过程，后来演化成《实践论》中通过实践这个基础，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和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毛泽东还有十六字口诀形象地描述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些论述都为《实践论》写作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实践论》是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而作

　　《实践论》重点是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这只有从认识论上加以总结才能做到。毛泽东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问题主要都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领导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两次革命受挫的元凶。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因而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一贯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是思想懒汉，他们不知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

　　《实践论》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的国情，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去吓唬人们，导致革命事业的屡屡失败。《实践论》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饱含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成功和失败的种种经验和教训。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而必须经过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它又是以大量的事例活生生地向人们显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实践论》就是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实践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创性贡献

　　为了驳倒教条主义，毛泽东把认识论定位为实践论，即从认识高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他在《实践论》中阐明了认识和实践（中国哲学称之为“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知和行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第二，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第三，知和行的统一是辩证发展的。第四，知和行的统一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过程。第五，揭示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实践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导引出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科学地阐明了“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过程的一致性。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话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致的。它表明：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从群众中来”，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就是将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是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是将集中起来的正确意见，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坚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认识上说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其次，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再次，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的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实践论》是打上了中国烙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研究所得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所面对的认识对象与马克思、列宁都不同，既不像马克思那样要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不像列宁那样要维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基础，他所要解决的是党内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还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有着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不同的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要充分认识中国国情，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必须经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反复的过程，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若干基本原理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实践论》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它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阐述。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实践论》对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对否认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系统的总结，是中国革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光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哲学家尤金应邀来华协助《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尤金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本，颇为称赞，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苏联发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首次发表《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由《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