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檀有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利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全球化浪潮是其间不断闪现的一道波光。“全球化”这一时常占据世界各国刊头报端、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热门概念，就其最初含义来说，指的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联系不断强化升级的历史变迁过程，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领域日益走向深度融合与相互依存，相对于国家意识的全球意识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现象级”趋势，究其本质而言，全球化正是一个人类不断突破自身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局限及其当下所处时代的技术羁绊的心路成长历程。全球化进程的每一次实质性飞跃，人类社会的观念认知均能得到普遍性拓展，技术进步也取得颠覆性提升；与此相应的是，在全球化演进的每一个新阶段，人类社会又会涌现许多有别于以往的全球性问题，并萌生若干可能蕴藏着新的突进方向的时代性命题。

　　全球化进程具有阶段性特点

　　全球化历程延续至今，已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第一次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新航路的开辟一举打破了以往世界各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自此人类社会开始由分散成长踏上整体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如果将此视为全球化的逻辑起点，则全球化浪潮发展衍变至今已历500余年。而一些更广为人们所认同接受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在跨入21世纪之前主要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譬如世界知名的媒体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所著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就形象又直观地划定为全球化1.0版本、全球化2.0版本以及全球化3.0版本。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人类全球化已依次走过了一战爆发之前的早期全球化、二战结束之后的中期全球化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晚期全球化三大阶段。而从横向的内容经度来看，人类全球化则大体表现为商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信息的全球化三个阶段。此纵横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纵横交错，常见相伴而行，只不过在全球化的某一个历史阶段中会表现出相较于其他阶段更为突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属性。回望一年多之前的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传统视野中的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被仓促迎战的人类社会按下了“暂停键”，然而波诡云谲的国际情势催生出的诸多新变化也几乎同步触发了一个全球化新阶段的“启动键”。结合目前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势加以考察，当今世界颇有可能正处在即将迈入全球化第四个阶段的临界点上，套用弗里德曼的提法，就是或将诞生全球化4.0版本。

　　伴随着不同时期各种主客观条件或缓慢或剧烈的变化，全球化也被赋予了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阶段性特征。而身处其间的世界各主要行为主体，由于彼此间的综合实力对比与内外战略抉择上的天渊之别，在全球化的同一进程中也可能走上各不相同乃至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以建构主义的视角观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建构的有机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全球化进程建构了民族国家成长的多元样貌，反过来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也建构了全球化迈进的多维态势。

　　全球化1.0阶段：浪成于微澜之间——西方列强抢占发展先机

　　全球化1.0阶段肇始于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第一次远航，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人类文明的交往通道从大陆及近海自此转向大洋，特别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让人们对世界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全貌开始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与认识，进而从根本上颠覆了东西两个半球、新旧两个世界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

　　尽管全球化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领域的变迁过程，但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无疑是其萌芽之初最为主要的原动力。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发达的欧洲列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客观上加速了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行为。而得益于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以电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有力加持，国际分工因而得到了极大的加速动力，西方列强在早期全球化阶段占得先机，欧美各国出现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大量商品销往世界各地，给这些国家带来巨量的社会财富，推动世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性的经济活动日趋频繁，西方殖民统治的势力延伸也迅速扩及几乎整个世界范围。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之一的英国在16世纪末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又在17—18世纪的英荷战争中力挫“海上马车夫”荷兰，并于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打败了欧陆劲敌法国，逐步确立了其新兴的海上霸主地位，垄断了主要的海上贸易航线，并开始大肆扩张海外殖民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1865年曾不无得意地在其著述中作出如下描绘：“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大洋洲有我们的牧羊场；南美洲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之前栽培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现已扩展到了地球上每个温暖地带。”

　　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在技术革新中占据有利位置的西方列强挟先进生产力之威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而广大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只能不幸沦为发达的西方列强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渐趋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自此，以西欧列强为代表的西方、北方国家，对东方、南方国家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尽管在客观上也捎带去了一些科学技术与启蒙思想，但无疑给被殖民国家的广大人民造成了更为深重的创伤苦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裹挟进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之网，这一阶段全球化的速度越发加快。而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新兴资本大国同老牌资本大国开始寻求通过战争手段来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市场。新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推行其全球战略，相互之间的争夺是极为残酷和惨烈的，水火难容直至兵戎相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色战场之上。而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众多弱小民族国家也被动卷入了这场全球化进程之中，其国内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生态也随之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各主要文明体之间得以在更大规模上碰撞交流，东西方融合日益加深。

　　全球化2.0阶段：风起于青萍之末——国际多边机制异军突起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在二十余年间连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英、法、德、意、日等昔日的资本主义列强悉数被战争消耗得元气不再，而以一副貌似超脱姿态游走于各方的资本主义新贵美国却左右逢源大发横财，其迅速崛起并最终取代相继衰落的老牌欧洲列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与此同时，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横空出世，在继承坍塌的沙皇俄国庞大体量的基础上开启了初步的工业化建设，并把握住了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深陷全球性经济大萧条泥淖的历史机遇，趁势引进了大量技术工人、工业设备乃至先进技术，从而在其建国之后的短短20年间即擢升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全球化2.0阶段，正是围绕着二战结束之后以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所展开的，而此际的全球化也早已由“低政治”的经济社会领域“外溢”到了“高政治”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等领域。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以社会制度截然相反的美苏两极争霸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局部热战、整体冷战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主旋律，也被视作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色调。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自身的超强实力精心构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秩序，把持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话语权。不过客观而言，由美国主导构建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等三大支柱性国际经济组织固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形似附庸强化了美国霸权主义，但它们对于稳定和保障各国经济尤其是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纵深掘进，也发挥出了不可忽视的国际多边机制协调作用。而汲取了一战之后国际联盟失败教训所建立的联合国，更是一步步摆脱了美国的肆意操控，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方面，以及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各国合作与交流方面，很好地扮演了一个积极而独特的角色，为全球化的提速前进提供了珍贵的和平安全环境与资源共享平台。尽管两大阵营对垒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整个世界层面上的全球化，但是各阵营内部的一体化程度均在逐步加深，其中西方阵营中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步伐走得相当坚实。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游离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也在互相学习和相互扶持，通过组织召集“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形式结成了一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大力量。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间，在美苏战略平衡之下，虽然局部战争冲突时有发生，却因为诸多国际多边机制有效遏制了新的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从而为中期全球化继续深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环境保障。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两极格局突然以其中一极的土崩瓦解宣告结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势变化。诚如巴菲特的金句“只有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谁一直在裸泳”。此时，各种在冷战期间被美苏两极军备竞赛大幕所掩蔽的矛盾纷纷凸显，全球化进程也似乎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

　　全球化3.0阶段：山重水复疑无路——“逆全球化”亦已全球化

　　20世纪末，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一路高歌猛进，使得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渗透、深度融合，“地球村”的形成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认知模式乃至行为方式均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影响。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消费全球化等全球化新趋势在推动了技术进步、信息共享以及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同时，也催动了酸雨、臭氧层空洞、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渐涌现与加速累积，这使得自二战结束以来诞生的各种国际规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在全球化浪潮的“双刃剑”效应毕现之下，人类社会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无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呼声变得愈发迫切。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以瑞典前首相卡尔松等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联合国改革等议题之间的关系，全球化3.0阶段正是在上述国际大背景下拉开序幕。

　　毋庸讳言，运作日臻成熟的晚期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了国际政治的稳定与世界经济的繁荣。然而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国际规则总体上看大多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某些资本主义强国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竞争中本就处于不利位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为遵守许多显失公平的规则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曾断言：“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它显示了在这个大家居住的星球上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一小撮乘客居住在豪华的客舱，85%的乘客拥挤在不卫生的船舱里。很显然，这艘船上不公正的事太多了，它很难浮在水面上。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它不可能抵达安全的港口。”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及其内部不同阶层无法相对均衡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之时，全球化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前所未有的前进阻力，“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的思潮暗流汹涌。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风暴之后，全球增长复苏乏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展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想与行为沉渣泛起、甚嚣尘上，大有“内卷化”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高调退出包括TPP谈判、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一系列现行国际多边机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连逆全球化浪潮本身也俨然已呈现出全球化之态，遍布全球各地野蛮生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鼓噪“退群”“废约”“脱钩”等逆全球化之举，短期内或有可能造成局部损害或停滞倒退，但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会因之而发生根本性的逆转。2021年初，新任美国总统立马“纠偏”，公开宣布美国将逐步修复与回归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而刚刚完成形式上“脱欧”程序的英国旋即一头扎进“入亚”行列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山重水复疑无路，全球化进程重新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一些非比寻常的苗头倾向或将为其曲折前行带来新的推动力与生长点。

　　全球化4.0阶段：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类命运共同体”亟待共构建

　　人类社会刚刚迈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国际舞台上行为体多元化、国际政治权力分散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强权政治主宰世界、集团势力割裂世界、单一国家独霸世界、多数国家被边缘化于世界的图景日渐褪色，未来世界将何去何从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柳暗花明又一村，徘徊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有望找到一条正确的进阶之路，即倡导以人类整体利益、全球长远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新式全球化，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的美好愿景，在全球化4.0阶段要尽可能兼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切，妥善解决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衡的痼疾。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规则制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合理的调整，这也就要求人类社会应当发挥更大的智慧，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还须通力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公平、更稳定的全球化新模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四处蔓延，其严重程度堪比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以及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让许多国家和人民陷入百年不遇的“至暗时刻”。新冠肺炎疫情已然演变成一个时刻牵动世界各国神经的全球治理新议题，作为21世纪头二十年里规模最大的全球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人类社会生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及其深重危害，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地缘层面的暂时断联、日常人际交往在物理层面的急剧萎缩，放大了对于全球化进程的犹疑与非议、抱怨与指斥的声音；另一方面却也使信息全球化在这一特殊情境之下得到了普遍强化，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持续上升，数字化转型广被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以及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术引擎。

　　中国政府基于日趋成熟的数字技术和日益普及的数字工具构建了一整套能完成上下联动、可做出快速响应的防控体系，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为全球协作抗疫率先垂范。中国从未偏执于独善其身之狭隘，始终秉持兼济天下之宽广，以实际行动引领国际社会合作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在积极自救的同时还向世界上多个国家派出了专业医疗小组，予以疫情防控援助指导，并在中国研发出新冠肺炎疫苗之后主动向巴基斯坦、叙利亚、柬埔寨等全球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无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与担当，赢得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中国不只是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增进人类福祉的高度，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也凝聚了各国共识，不仅在许多重大国际场合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而且被写入联合国重要决议，成为了思考人类全球化未来走向的“中国方略”。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沿，对人类全球化阶段性发展规律有着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也积极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来自中国的声音向世界彰显了中国智慧。

　　人类社会经历过的一次次严重挑战再三昭示我们，世界各国不论体量大小、实力强弱，也不论意识形态差异、社会制度有别，都理当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国际治理体系重构、分享全球化成果，积极地以自身的发展、智慧引导新时期全球化朝着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快步迈进。人类全球化历五百载栉风沐雨，如今依然在路上，世界各国仍须同舟共济，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