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后提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为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如何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我国竞争新优势、确保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此，我们必须认清“两个大局”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明确中国在历史进程和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并在实际工作中登高望远，攻坚克难，统筹好“两个大局”，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时代要统筹好“两个大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国内大局，这是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强行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追求的百年梦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大大加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都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前沿性、颠覆性高新科技，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军事格局、科技进步、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力量等领域，正在发生西方世界兴起以来500年未有的历史性深刻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和占比不断上升，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新平台的影响日益扩大。

　　“两个大局”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生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之下，且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也不能离开中国的复兴，且对后者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两个大局”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风险挑战。就前者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在望，给全体中国人带来了强大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国际参与和快速崛起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使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就后者而言，除了国内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深化改革任务的挑战之外，主要是国际上的挑战更加严峻，因为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国际力量的深刻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世界带入了极不确定和极不稳定的动荡变革期；特别是长期主导世界格局的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很不适应，在中国的一些内政事务上和经贸问题上施加强大的压力，从而给我们带来了困扰。不过两相比较，总体上看“两个大局”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远远大于面临的挑战。

　　纵观历史，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都要经历既有霸权国家遏制的成长烦恼，中国的崛起概莫能外，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好“两个大局”带来机遇和挑战，牢牢把握住难得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我们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等多方面的优势，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有效化解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要统筹好“两个大局”下的安全与发展

　　第一，处理好中美双边关系，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是西方世界的盟主和当今世界的霸主。中美关系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微妙的双边关系，也是中美两国自身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其发展状况影响到两国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由于时移世易，中美两国的结构性因素使得双方不可能再回到当年的热络状态。不过，外交的目的在于服务国家利益和国家建设，所以只要存在改善中美关系的任何机会，我们都不应轻易放过。美国总统拜登虽然在对华政策上会坚持既有的总方针，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还是与特朗普任期有所区别，目前将中美关系定调为既激烈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冲突关系，这无疑为缓和目前紧张的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只要我们坚持在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内政问题上，不允许美国以人权和所谓“民主价值”为由进行干涉的前提下，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将中美关系回到“可预期、建设性”的正确轨道，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积极参与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因为目前由西方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国际社会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加凸显了推进全球协同治理的紧迫性，这为我国参与构建以多边主义为特征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提供了机遇。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主张，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亲诚惠容理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以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为目标积极运筹新型大国关系，以正确的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等等，都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新秩序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的表现，是中国对国际安全体系建设的贡献。再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迄今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的国家派出医疗专家小组，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等等，都说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直在努力帮助世界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一直将维护国际安全与维护国内安全等量齐观。

　　第三，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极大成功，激发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体制优越性的认同，破灭了一部分人对美国和西方曾经有过的美好印象。这些现象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也有利于增进国家认同和维护国家安全。但是，我们也要防范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狭隘、自大和自负的民族主义现象及民粹化现象，其主要表现是过分夸大中国的成就和西方的问题，全盘否定西方的先进性，不能容忍外界对中国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即便是非常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也被无端的怀疑和攻击，更有甚者提出不惜与美国或西方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等等。这些现象会妨碍中国人对自身和世界的全面认识，阻碍中国人以更平和、更自信、更平等和更宽容的心态，去学习他国的先进经验和开展对外交流，同时还会给那些打压中国的政治势力提供“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从而可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程度，这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推进现代化发展十分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严防狭隘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威胁。

　　新时代要统筹好“两个大局”下的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

　　一方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要求进行深化改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源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力明显减弱，我国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和内生动力。客观而言，发展我国内需市场的潜力和优势十分巨大，例如：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72447元，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4亿多中等收入人口、正在升级消费的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巨大投资需求，等等。因此，把扩大内需放在更加突出优先的位置，能够发掘市场潜力和激发市场活力，能够通过繁荣国内市场来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培育国内大市场，最终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开辟新的空间。不过，要把上述理论上的可能性变成实践上的现实性，需要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否则无法释放内需潜力和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初心，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推进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扩大居民的社会保障，提高居民的个人收入，让民众敢花钱、有钱花，由此才能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

　　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发展到今天，传统的粗放式低质量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已经向世界承诺要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目标，就要构建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创新产业的建设和推进科技创新。特别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科技创新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虽然中国在最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基本上没有落伍，在主要的领域同欧美强国处于跟跑或并跑的位置，在5G、量子通信等一些领域甚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所以总体上我国只能称得上是技术应用大国而非技术创新大国，技术创新特别是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还非常薄弱。因此，我们应加大科技投入，狠抓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要加强创新力度，利用我国在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组织机制等方面的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争取在产业链中掌握核心技术以免受制于人；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差距，把握好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难得机遇，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同各国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改革我国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新时代要统筹好“两个大局”下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首先，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自身的发展得益于开放的世界经济环境，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从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体，由一个相对的贸易小国变成了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今天的中国已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世界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以国内循环为主只是说国内消费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占据主体地位，而决不是说国际循环就不重要了。相反，提出双循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何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原材料和技术还要依赖国际市场，通过扩大开放来保持畅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对现阶段我国发展十分重要。同时，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可以倒逼国内的深化改革，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内改革往往伴随着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又反过来引领和促进着国内改革，目的在于更好地向外部世界学习和融入全球化大潮。因此，扩大开放有利于畅通国际大循环和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有利于深化国内的改革和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有利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其次，发挥中国超大市场优势，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4%左右，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需市场来实现的。如今中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以外销为主的阶段，自身也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消费市场，因为我们有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市场规模，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有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政治秩序和制度环境，是世界产业界和金融界最被看好的投资目的地。据美国一家有名的智库统计，在中美贸摩擦的前两年，美国有6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而根据英国的《经济学人》统计，即便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度非常有限，2020年前10个月也有2000亿美元流入中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42%的情况下，中国逆势增长4%至1630亿美元而跃居全球引进外资的首位。我们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目的，不仅在于大力激发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而且在于为世界各国创造更有利的投资机会，使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大市场和共享市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深知开放包容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复苏，多次强调扩大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只会加强，并积极推动签订了RCEP，与欧盟签订了投资协定，对CPTTP持开放的态度，这些扩大开放的举措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

　　最后，积极推进世界经济秩序的进一步自由开放，以保证中国双循环战略的顺利实施。双循环战略的实施除了中国自身的努力外，也需要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的配合，如果世界各国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借口，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那么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就会障碍重重，难以顺利推进。因此，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秩序的建构，有义务和责任替自己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要立场鲜明地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世界经济治理公共产品的建设，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让成果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基础上，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利用国内大循环将国内规则统一起来，利用国际大循环将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避免因为参与的缺席而给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话语缺失和利益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