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丽明（山东大学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

　　2018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19年4月，“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在天津大学召开，启动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行动，大力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20年11月3日，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召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作了题为“积势蓄势谋势识变应变求变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主题报告，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描绘了新文科建设的“施工图”，为依托于山东大学的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由此，新文科建设进入全面启动的新阶段。《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随后发布。各高校、各文科教指委乃至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迅速反应，积极行动，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明确要求，并强调“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035年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今年是国家“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国新文科建设扬帆起航的关键之年。新文科建设的走向应当聚焦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新文科内涵认识再深化

　　认识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越是在新文科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越是要不断反思、不断研究、不断加深对新文科内涵的理解。要从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出发，深刻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文科教育创新的新要求。

　　文科的融合化。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已经达成初步共识。新科技催生了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知识复合、学科融合、实践能力强的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催生交叉新专业，促进开设新课程，探索育人新模式，且推动现有专业升级改造。同时，科技进步不断创造着研究学习的新方法新手段，新科技发展和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引发着新的研究课题，不仅促进自然科学进步，也促进文科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范式的变化，推动文科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融合创新。因此，“新文科”之新首先在于新科技发展与文科融合引致的文科新增长点，传统文科专业、课程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换代。

　　文科的时代性。从国内来看，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中国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亟待突破，关键是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这是近几年中央特别强调的一个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在曲阜视察每次都会谈到这个问题，这是新文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文、史、哲、艺学科发展到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我的理解是，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加以阐释、拓展和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增强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创造性转化就是要适应时代特点，对那些传统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进行继承与创新，探索形成现代的、多元的、开放的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增强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新文科建设要致力于回应这一重大命题。文、史、哲、艺等学科的学者们应该以跨学科视野、跨文化视角加强研究教育创新，回应时代需求。

　　文科的中国化。关键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四大体系建设问题。对社会科学来讲，中国化尤其重要。社会科学本身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目前矛盾突出。以经济学为例，现在从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生，只重“三高”，即从初级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到硕士中级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再到博士高级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淡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思想史是否受到足够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改革开放史以及我国两代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是否已经梳理，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因此，基于中国文化根基的、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构建，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任重而道远。

　　从“五四”运动到现在10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势不可当，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时代。然而，我国社会科学理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尚在建设之中，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针对不同学科专业、不同课程、不同学问，应该选择何种具体路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框架，以总结提炼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为重点，实现充实提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收并蓄，另辟蹊径，以基础理论创新为重点，实现基底重构？还是以现代西方理论为框架，补充中国实践案例，实现改造应用？抑或是因无涉制度道路，应该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秉持“拿来主义”即可？这也是当下新文科建设必须回应和解决的课题。

　　文科的国际化。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都在急剧重塑、重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应以双向全球思维来进行思考。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快速增强，我国的资本、人员、文化不断走向世界，文科科研和教学对此起到了一定的服务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在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的进程中，我们也应该吸纳不同民族的智慧，在更广阔、更公平的平台上进行经济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实现经济互通，文明互鉴，减少各种形式的冲突。

　　因此，我们需要以创新理念为引领，实现文科教育的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不断创新国际经济政治理论发展，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代表中国立场、富有家国情怀的国家急需人才，来应对各类社会思潮交汇激荡和贸易战金融战的挑战，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40多年，在我看来，有几个领域的人才培养做得仍然不够。一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我们现在的工作远远落后于需求。我国在国际组织的席位，尤其是中高层席位，仍有空缺。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前瞻性问题没有解决得很好，理论研究的前瞻性问题也没有解决得很好。二是国家急需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譬如，服务国家全球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如何在语言普及和教育上做好顶层设计；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新特点，如何培养面向国际受众的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如何培养和储备为国际专利服务的专业人才，等等。三是国际学生培养。如何培养亲华友华、利于和平发展的新一代国际学生，且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这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综上，如何理解新文科？我认为，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是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教育的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

　　新文科建设原则再实化

　　经过两年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新文科建设的基本遵循已经形成，即坚持尊重规律，坚持立足国情，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分类推进。结合工作实践，我认为，新文科建设要进一步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只有强有力的科学研究，才能支撑富有成效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无论是认识新科技革命对文科知识体系发展的作用和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认识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新特点对国际经济政治及文化教育的新影响，还是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科研的支撑引领作用不可替代，不仅不能缺席，而且最好先行。因此，新文科建设必须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人才培养孤军作战，新文科建设就深不下去、实不起来，成效会大打折扣。

　　二是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紧密结合。高校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各个学段相互衔接，紧密联系。新文科建设应遵循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培养规律，探索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宜接则接，宜分则分。对于文、史、哲、理论经济学等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适宜专门选材，实行宽口径、厚基础、长学制贯通培养，尤其是实行滚动式可淘汰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对于应用性强、学思践悟的学科专业，大部分适宜“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发展路径。但无论哪种培养模式，都要求统筹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在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引导研究、授课方式上进行针对性系统设计，而不是各学段教育教学彼此割裂、相互分离。因此，新文科建设一定要统筹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体谋划，共同参与，协同实践。

　　三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思想引领，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方向。因此，注重加强理论研究，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起来，是符合认识论一般规律的要求，对于起步不久的新文科建设而言尤其重要。因此，有必要以研究项目的立项实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带动改革实践发展，打造一批体现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的标志性成果，建设一批中国案例，助推新文科研究走深走实。

　　新文科建设路径再细化

　　两年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下，在教育部教指委指导下，国内高校在顶层设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课程教育、实验平台等方面积极采取新举措，进行新探索，初步形成了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

　　新专业（方向）。要加快专业布局优化调整，以新的思路和跨界模式，探索建设适应引领时代发展的新专业（新方向），培养创新型专业人才。

　　加强专业学科交叉融合。按照交叉融合范围和程度，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人文科学内部融合。比如说国学人才培养，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的研究实践表明，文史哲专业不打通，优秀国学人才就很难培养出来。要培养未来的国学大家大师，深度融合文史哲专业值得探索。二是人文与社科融合。譬如，以外语+国际政治、外语+国际经济、外语+法学等模式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以及融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于一体的PPE项目以培养理论人才，都是有价值的改革探索。三是文理融合。譬如金融科技、科技考古、计算社会学等，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与传统文科相结合，旨在培养业界学界创新发展急需的新型人才。四是文工、文医融合。譬如，适应高层次专业化人才新需求，可探索文工交叉、本硕贯通的复合型甚至国际化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培养，艺术设计与新媒体结合的现代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医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结合的护理康复人才培养，等等。

　　积极培育文科战略新兴专业。新文科建设要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在专业建设上也要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的改革调整，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和未来发展潜力提升。日前，教育部公布的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有37个新专业列入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各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的速度和力度明显加快，新增专业跨学科特征明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成为专业建设重要方向。譬如，山西财经大学新增的应急管理专业，就是致力于培养全媒体时代擅长应急管理、舆情分析、风险评估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再如，在新的社会需求和教育背景下，文科专业如何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交叉融合，把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最新成果应用于新文科，为文科提供新命题、新方法、新范式，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探索微专业建设。高校可根据需要和条件，重视探索微专业建设，以新的思路和跨界模式，围绕某个特定学术领域、研究方向或者核心素养，提炼开设一组核心课程，打造轻量型专业结构，辅助于学生主修专业学习或者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成长需要。2020年山东大学推出首批18个微专业，作为轻量型、创新型学科融合培养，备受社会关注。

　　新模式。不同类型的人才，其培养模式也不同，要积极探索文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对于致力于培养学术型文科人才的学校，本硕博纵向贯通式培养的统筹至关重要。宽口径、厚基础、长学制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滚动式可淘汰的培养机制，是培养精英国学人才、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人才的重要渠道。对于应用型人才，要加强横向合作式培养，整合人才培养的优质资源，通过国内外机构的学习和实习，开拓视野，增强能力。譬如，高校与境内外教学科研机构联合培养。上海财经大学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采取国内外高校、境内外机构学习实习的有机集成模式，培养效果良好。通过校政校企联合培养，提高文科学生培养质量。通过跨校跨院联合培养，探索双学位或主辅修、微专业的建设方法与实施策略。

　　新课程。一是要抓好新文科课程建设，开发新课程，改造老课程，编写新教材，补充新内容，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握文科教育的价值引领性，充分体现新文科融合化时代性国际化特征。四川大学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中华文化”必修课，推出的文科大师领衔的系列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彰显了文科独特的育人功能。

　　二是要高度重视文科实践课程建设，把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作为文科课程建设的重点。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建设实践教学平台，实现产教良性互促、校企协同推进，让学生真正深入基层、了解社会。譬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以强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实力为依托，在整合各学科科研力量的基础上，组织实施了多项大型长期追踪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等，逐年编制发布中国发展指数（RCDI），并与日本、韩国等国家联合发起了东亚社会调查（EASS）计划。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坚持以数据为驱动、实证为引领、应用为导向，服务科研、服务教学、服务咨政和智库建设，是跨学科、跨院系的综合性科研教学基地。

　　三是要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重点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标准和质量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课程群。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在线开放的国际化课程，推动国际化慕课上线。譬如，今年“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武汉抗疫主题的视频教学内容，生动讲述、立体展现了中国人民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所展现的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再如，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开设的国学系列、艺术系列、人文系列大师级慕课，可以经过精研细磨后推向世界，通过国际化课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新理论。党的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中，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四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来讲，回答这个时代命题至关重要，需要执着探索和长期积累。目前，国内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好成绩。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多年致力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将“过程和关系”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山东大学资深教授曾繁仁一直致力于研究生态美学，深耕于基础理论领域，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生态美学理论体系。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案例。另外，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明、东西方跨文明对话交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新时代提出的需要新文科去探索解决的新课题，有待于有识之士去进一步完善而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如果说，“威海宣言”吹响新文科建设的号角，新文科指南绘就新文科建设的蓝图，那么我希望，“十四五”时期，文科同仁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共同谱写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