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进川(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对当今世界而言，民族国家如何以更具统摄性的世界观念引领世界实践这一问题十分重要。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的新世界观念。但是，要真正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引领作用，则需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叙事价值、叙事思维与叙事落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三重叙事价值

　　至善性秩序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冲突不断发生与调和的历史。但从历史的呈现来看，既有的冲突并未能完全通过全球化与国家主义的逻辑调适得到有效解决。其根由在于，全球化虽然凸显了世界的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在资本化的扩张逻辑与国家主义的领土逻辑双重作用下，无法获得趋向于善的内在伦理动力。相反，以利益分割与权力获得为内核的竞争性与冲突性，构成了此双重逻辑在当代实践中的重要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共赢，它强调了世界横向关系意义与纵向历史演变意义、过程意义与结果意义的至善性价值取向，并成为超越冲突与霸权的新世界秩序伦理之精神核心。它表现为“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的国际伦理意识”。以此为价值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强调世界的可持续性、普遍性、共同性、开放性、生态性，主张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立场，推动和平世界、安全世界、繁荣世界、包容世界与美丽世界的形成。在心理与社会层面，它建立起贯通不同的“类”层次（即世界或人类之成员）的世界性归属感、依赖感、互促性与发展感。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解答了“世界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内在缘由。

　　共享性利益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至善性秩序价值不仅仅是规范性意义上的，而是有其现实性的利益分配基础。但与任何现实主义的冲突论观念所主张的利益分配不同，它强调共享性利益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立跨越领土、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赋予了一般参与者较高的自由度，以人性作为稳定、可持续的维系纽带，从而消除绝对意义上的‘他者’”。作为对世界未来的过程性与具体历史性的自觉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普遍的合作、共治与共享为皈依，既反对旧式的民族国家扩张模式，也反对任何利益独占或寡头型利益分割模式。在分配正义意义上，共享性利益价值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狭隘性予以纠偏，统筹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发展，主张以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世界的发展，以世界的发展促民族国家的发展。这是一种发展互促、发展共进、发展可期的世界性发展与共，是美世界发展之美的共享性生成路径。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各国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利益共享价值包容了世界任何国家对利益的共同分享性，并对以国家大小、国家强弱、国家制度差异等作为利益共享的排外标准的任何做法都保持了观念批判与实践纠偏。

　　解放性发展价值。解放本身是一个褒义词汇，含括了摆脱人身关系依赖、政治依附与秩序的封闭性，进而导向更为广阔发展前景的关系等内容。发展本身拥有价值，但不同的发展达成的普惠性差异往往意味不同的解放意义，甚至有走向反解放的可能。在传统地缘政治与民族国家主义的狭隘观念中，对发展的价值主要进行的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评估，从而无法从容把握发展的世界性及其解放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解放性发展价值带来了思维与实践的转变。思维的转变表现为：以高级神经系统支配的“我们——我们”思维实现对文明世界的构建，它超越了初级神经系统的“我们——他们”的导向，有利于保持人类的基本同情，帮助意识到人类的共性和独一无二的个性，并可以降低冲突的程度，减少一个个刻板化的印象，不断促进通过建设性的交流、谈判，而不是仇恨来解决问题。实践的转变表现为：不再是停留在关于权力的支配，以及由实力钦定的可选择性，甚至是排他性的国际尊卑秩序。它积极回应了一个关于世界怎样发展，如何消除世界发展的鸿沟，如何以发展为基础来推进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世界性进步问题。总体上，它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秩序与追求世界公共生活的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叙事思维

　　国际传播主体间性思维。主体间性思维蕴含了新国际权力观、全球治理观、世界差异观与自我反思观。对于新国际权力观、全球治理观，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强调世界各国要坚持互相尊重、对话协商，尊重彼此发展道路，照顾各自核心利益，平等对话、互利合作、交流互鉴。对于世界差异观与自我反思观，主体间性思维尊重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人格差异，理解差异背后的历史、地理、文化与社会因素所致的历史性形成过程，也强调主体性反思与选择行动。通常，它既不取消地方性的国家，也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地方性，强调在文化遭遇、利益遭遇、竞争与冲突的遭遇中，通过自我问题化、向他者学习与自我转变，使世界普遍性与地方特殊性“在遭遇的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与建构”。正是基于这种主体间性思维，才会真正地认同世界任何国家对发展进行探索的主体性价值，以及国家间实现关于发展的倾听义务与言说权利。

　　国际传播世界同构思维。世界同构思维主张对人类的安全与发展采取无害性行动，强化世界公共性的有效生成。世界同构思维承认和平与发展中的竞争与冲突问题，但强调从人类整体的视角关切人类整体利益、规范协调相应主体行为与处理国际关系。协调竞争与冲突的主体并非限定于国家主体层次，而是包含了各类组织、群体与个体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利益公益化与情感意识融合，从“我可以”到“我愿意”“我乐意”，主观能动意愿得到跃升，合理地取舍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暂时利益与永恒利益，为小写的自我（个人及国家）与大写的自我（人类与世界）注入了绵绵不尽的发展动力。世界同构思维改变了原子型国家、霸权结构与游戏本身，它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超越狭隘的身份政治，强调以接触代替孤立，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善意代替仇视，兼顾本土与全球、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言说，进而通过多重网络化链接关系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情怀、身份及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叙事落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叙事，为此，中国在国际传播实践中需要着力解决好三个叙事落点的问题。

　　一是消解世界传播中关于中国发展的“例外”叙事问题。这种“中国例外”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显或潜地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纽带的联系造成了阻碍。这一问题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所进行的刻意区分与排斥，体现的是冷战思维与遏制思维；部分原因则是中国内部不同程度地对自我“独特性”的不当阐释。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过程中，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对自身的“独特性”进行有效的话语阐释，揭示“中国例外”论背后的冲突本质，让真正的中国独特性更好地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进而拓展中国与世界的认知纽带，强化建立的界面基础。

　　事实上，西方历史话语中关于传统与现代二分法早已将制度裹挟在先进与落后的国际传播脉络中，并意指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权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制度的价值合理性、制度形式的合理性、制度总体的文明性等都被化约为特定的西方标准。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本能地视中国为挑战与威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基于霸权收益，导致全球秩序的公共性需求与其自身狭隘国家主义利益诉求的张力与裂隙日渐加大。制度纷争的话题再次被刻意强调，所谓的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与西方制度的“可信性与安全性”的偏见，不断将世界的经济、技术与交往问题政治化。

　　中国国际传播叙事也在为此寻求积极改变。从邓小平同志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等诸多论述，都在观念和现实的层面推进了中国发展特色的国际传播叙事。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显著的治理效能，大大提升了中国制度实践特色的可言说性与正当性。在未来，国际传播除了一般性论述中国政党政治制度的功能、效果外，还需要深入阐释这一独特性政党制度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实践机理及其并行不悖的制度实践逻辑，以形成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有关价值、观念与实践的发展文明参照叙事，这也是中国国际传播叙事需要面临的重要发展进阶。

　　二是以政党互动为纽带，发挥政党国际传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引领功能。当今不乏政党政治衰败的言论。但与其说是政党政治的衰败，不如说是特定政党运行及治理能力的衰败，特定政党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脱节，特定政治理想对现实的回应力弱化，特定政党的行动与动员能力被碎片化的身份政治所消解等问题。具体到西方世界，政党衰落的说辞暗含如下的内容：一是建立在阶级认同基础之上的传统政党的心理认同削弱；二是政党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动员的吸引力下降；三是政党模糊的意识形态、趋同的政策取向导致对政党政治的冷漠与消极趋势；四是非主流政党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缺陷导致的治理能力低下等问题。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尽管世界从总体上正经历从代表政治向参与政治的转换，但政党仍然是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由于公众的非职业政治身份的定位、分散的利益诉求以及参与领域的有限性，其也不可能取代政党在国内外秩序构建及运行中的主体地位。

　　对于中国，西方世界长期以政党竞选制作为唯一的政党合理运行准则，不由分说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打上特定的政治标签。但这一思考逻辑的问题在于，将制度文明与特定政党领导制度的历史性、文化性与现实性进行了抽离，以所谓的普适性建构了特定制度观念的霸权逻辑。但实践从来不总是让位于观念，反而是不断地修正观念。中国制度的自我容错与纠错能力，以及强大的政党领导力和国家制度效能，确保了中国全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反过来确认了中国制度固有的强大生命力。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崛起与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也引发了世界的关注。西方资深中国问题研究者就提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很难了解中国，西方对中国的治理还有根深蒂固的傲慢”。同时，回顾世界上不少宣称的解放运动，最终并非都能成功完成向管理角色转变的诸多事实，更有充足的理由正视中国经验，聆听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从政党视界及其国际传播表现来说，并非每一个政党都拥有极为合理的全球视界和境界。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对内使命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推动国民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使命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步实现，促进人类不断地走向全面发展与进步。但在保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自私的国家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不少西方政党难以超越固有的利益格局和认知偏见，在特定的利益冲突面前，更容易丧失深入理解他国治理理念、制度构造的动机，难以保持持续合作的耐心。因此，通过政党国际传播，实现政党政治沟通，交流政治运行经验与改革经验，发挥中国政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有利于增进党际、国际与社会的深入互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流与合作奠定高质量的信任基础，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性力量的生成。

　　三是强化世界获得感的国际传播叙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感召力。新世纪近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了多重危机问题，并在总体上促成了关于文明融合与文明分歧、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秩序的建构与解构、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等元问题的反思。考虑到后疫情时代世界面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化扩散中的负面效应、全球人口不平衡性流动带来的秩序与冲突问题凸显，传统强国力量的衰弱所诱发的焦虑感，以及作为政治竞争工具被挪用所导致的泛政治化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需要打破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格局、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关系格局。面对以前在市场、人权、平等与公意的意义上讨论问题并不足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需要促进认知视野的拓展与政治境界的提升，超越文明分歧与利益冲突，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效能增进世界的获得感。具体就是，兼顾全球获得感传播、区域获得感传播，国家间获得感传播，双边获得感传播与多边获得感传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感召力为关键动力，推动世界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同步生成。

　　今天无论是依据中国崛起的事实，还是与世界深度融合的需要，都强化了传播好中国的世界观念、中国实践、中国——世界实践的必要。但在现实的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仍然面临不少需要跨越的障碍。特别是由于身份政治带来的狭隘性、政治视界的短视性，对特定利益的短期性追逐等，都可能将冲突迅速地置于某种不可调和的境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国际社会部分区域所呈现出的孤立主义甚至是隔离主义，以及针对亚裔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等情形都强烈提示人们：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实践需要推进现实层面与规范层面上的契合度，利用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获得感所带来的规范性认同契机，进而让世界规范性认同与实践获得感产生共振效应。从国际传播叙事来说，就是要促进不同层次的主体“遵循从认识到共识的认知路径，达到从国家性到国际性、世界性乃至共同体性的最高境界”。在此意义上，世界才能真正地成为世界的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才会更和谐。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策论”、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AMRC2019-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