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洪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近年来，在国际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困难的影响下，非洲和平安全形势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多国发生军事政变，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猖獗，热点地区军事冲突反复不断。非洲安全问题不仅给非洲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威胁全球安全和发展事业，也对中非合作及共建一带一路”造成障碍。非洲的安全和发展符合中非共同利益，是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因此，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在中非交往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非洲和平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非洲和平安全形势面临的最为突出的挑战是军事政变的增加，非洲需要防范进入新的军事政变周期。非洲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军事政变周期，第一次出现在非洲独立运动之后的十年间，由于殖民主义势力的干涉以及美苏冷战，非洲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军队干政频繁，非洲大陆共发生超过100次军事政变。刚果（金）总理卢蒙巴等著名的政治人物死于军事政变，成为非洲大陆的历史伤痕。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西方国家强行推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非洲社会形态急剧动荡，一些军事强人图谋夺取国家政权，各国军事政变多发并伴随着激烈的武装冲突，索马里战乱持续至今仍看不到结束的希望。2000年以来，国际社会和非盟不断加大对军事政变的遏制和制裁力度，建立起各种调解和干预机制，有效减少了军事政变的发生。但2019年以来，非洲军事政变再次频发，至今已连续发生了11起军事政变，仅2021年就发生了6起。非洲如此高频率地发生军事政变，削弱了21世纪以来非洲安全局势总体缓和的态势。

　　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割据化，是非洲和平安全的第二个重大威胁。20世纪后期，非洲的恐怖活动被限制在东部非洲，恐怖组织斗争的矛头对准西方。近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和非洲实行军事行动，摧毁了旧有的国家组织而未能重建社会秩序，恐怖组织不是被根除而是被驱赶到防务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目前，恐怖分子渗透到整个非洲大陆，并图谋建立政权，尤其是萨赫勒和西非地区成为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从组织形式看，萨赫勒和西非地区的反恐组织更趋碎片化，组织管理方式更具独立性。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旗下分裂出名目众多的地方极端组织，在尼日尔发动对美军狙击行动的恐怖组织就是从博科圣地分裂出来的。该组织名义上属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但只接受其资金支持，在政治、战略、组织上有自主权。从军事能力上看，恐怖组织已经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形成了局部军事优势，这些国家的政府军、国际反恐力量及地区反恐部队应对乏力。布基纳法索三分之二的领土已经被恐怖组织占据，毛里塔尼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周边国家的恐怖威胁不断增加。从发展趋势来看，恐怖组织的军事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有继续升级的趋势，从“伊斯兰国”回归的武装人员以及利比亚返回的老兵加强了恐怖组织的战斗力量。随着这些地区被长期盘踞，恐怖组织开始行使税收和治安等政府功能，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力量。

　　非洲安全形势面临的第三个重大威胁是热点地区战争冲突死灰复燃。当前非洲军事冲突的原因、方式和表现形式具有不同以往的特征，联合国和非盟的常规维和措施难以将其根除。第一，刚果（金）东部、索马里、利比亚、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仍然打打停停，战斗规模较小但波及范围广，冲突多由地方利益、族群矛盾、派系斗争引发。第二，一些长期稳定的国家出现突然性武装冲突，且更难以控制。如喀麦隆爆发的英语区和法语区的武装冲突，涉及地区分离主义问题，致使国际社会很难介入。第三，一些原本恢复和平的国家重陷新冲突。中非共和国的部族和宗教矛盾造成的武装冲突频发，提格雷州武装令埃塞俄比亚陷入内战旋涡。第四，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和西方出现的反全球化思潮，国际社会对非洲和平建设出现失败主义论调，西方国家参与非洲和平事业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导致西方军队控制地区重新发生军事冲突。当前，法国已经制定了从萨赫勒地区撤军的计划。

　　中非安全合作的成就与前景

　　近年来，中非经过共同努力在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为进一步加深中非安全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中国在安理会层面推动联合国关注非洲议题，并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安全合作原则，反对西方国家的单边行动。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任务，在亚丁湾护航及马里、苏丹、南苏丹、刚果（金）维和行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第二，中国紧抓非洲安全问题的根源，通过发展促进和平与安全。非洲国家积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民生和卫生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中国推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非洲的和平重建事业投入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第三，中国帮助非洲提升自身安全能力建设。非洲国家军事能力薄弱的首要原因是防务观念落后、缺乏总体安全观、国防战略不完备，同时非洲军队的战术手段落后，单兵作战和小组作战能力低，后勤力量薄弱，国防动员能力不足。对此，中国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持续加强对非洲军事人员的培训工作，并通过举办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方式与非洲国家交流防务理念，增强其军事战略能力。在冲突预防方面，中国支持联合国、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派出特使等方式参与大湖地区、苏丹、萨赫勒地区冲突解决机制。中方向非盟提供无偿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其中部分资金已经在萨赫勒地区反恐联军的能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在非洲安全合作上的公正立场和建设性态度，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国际安全合作中的重要优势。首先，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安全事务上频繁采取抛开联合国的单边行动，如法国在利比亚、马里和中非的军事行动绕开联合国和非盟，美国在非洲的反恐行动和在马里的军事行动是基于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协议。其次，有的西方国家采取饱和式、扩大化反恐方式，挫伤了非洲国家分化瓦解恐怖势力的努力，致使非洲国家军事行动迟迟不能结束，财政枯竭。最后，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项目促进和平建设”倡议中采取消极态度，承诺的萨赫勒和平发展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因此，非洲国家对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日益不满，乍得、马里、尼日尔、中非等国家多次爆发反对西方干涉的游行，成为法国撤军和美军减少尼日尔驻军的重要因素。

　　中国与非洲在安全领域合作面临重要机遇，主要体现为非洲国家的安全战略与中国的安全观高度契合。近年来，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刚果（金）等国家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反思，对安全战略进行调整。第一，区别对待反政府和恐怖主义武装，甄别军事打击的先后次序，分化吸收游离的民间武装及恐怖主义组织。在非核心战斗地区，政府军将更多精力用于拉拢地方宗族和宗教势力，对恐怖分子实施去极端化措施，安置前战斗人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二，以经济发展作为消除反政府武装和恐怖主义的驱动力。各国制定动荡地区恢复社会秩序和组织经济生产的计划，乍得还实行网格化管理，与反政府武装和恐怖主义组织争夺民心和兵员。第三，坚持维护非洲方案，减少国际社会对地区安全事务的误导。西方武力介入非洲各地区的安全事务，牵制了非洲方案的实施，同时西方军队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投入，占用了非洲国家的有限物资，不利于非洲方案的实施。第四，加强非洲集体安全力量。非洲各国的反恐战略对外部军事力量直接作战持谨慎态度，但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军事训练持欢迎态度，尤其呼吁国际社会对非洲集体安全力量提供资金、后勤和武器支持。

　　综合来看，中非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互信基础更加巩固，非洲国家加强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态度更加坚定。中非安全合作日益成为中非合作中的重要领域，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