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莉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2021年3月，“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写入我国“十四五”规划；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对各地区各部门提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可见，进入新发展阶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而对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流通体系而言，“高质量”既是建设标准，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凸显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高质量首先是基于“市场”的标准，即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成货畅其流、高效运行的市场流通体系。基于市场的内在尺度，流通效率的高低仍是评判流通体系高质量与否的首要指标。从“流通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固有范畴来看，高效率的商品流通总要表现为时间节省和空间扩张，或者说，力求以更短的流通时间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其具体实现则要从市场的微观基础着手，培育起一批能够高效服务于国内大循环、并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主体，以及具备强大信息与资源整合能力的商品流通平台，以突破我国流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跨地区流转能力不强、内外贸协调能力不够等发展问题。以中国实践为例，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式变革的过程，其巨大变化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改”出来的，其主线就在于，政府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流通领域的行政管理大幅缩紧，循序渐进让位于日渐成熟的市场机制，由政府对流通运行起决定性作用转变为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竞争都是流通效率的试金石，企业作为流通体系的真正主体，其微观机制的不断创新是流通体系高质量运行的底层逻辑。

　　更具体而言，从构建高质量市场微观基础的角度，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批发和零售企业仍是现代流通体系的核心主体，而其高质量发展仍首要表现为商品经营能力的提高，即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采买和销售活动，提高商品把控能力，加快库存周转，对供需匹配发挥高质量媒介作用。特别是对大型零售企业而言，不能一味地与商品脱钩而向平台化转型。有些观点认为，在未来的流通竞争中，只有平台的天下，再无渠道的价值；而实际上，平台并不是什么新模式，平台也无法代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以中国零售业的实践为例，在其市场化转型发展并借鉴西方模式的过程中，大型超市、百货商场曾普遍引入“通道费”“联营制”模式，其实质就是转向出租场地、柜台、货架的平台化思路，虽然避开了选品、采购的风险，但也带来自主经营能力缺失、流通效率损失的现实问题，以及过度金融化和商业地产化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从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消费需要出发，流通企业专业化地采购商品、买卖商品、经营商品，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不可替代的商业功能。只有扎实练好“自营”商业的“基本功”，才能使流通过程持续不断地服务于广大劳动者的真实消费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同时，高质量的市场流通体系必须内含发达畅通的物流体系，因而也要着力培育一批具有高效保管、运输、配送和价值链整合能力的商贸物流企业。2021年8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5年)》，说明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落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决策部署中的重点任务。比如，在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和配送体系，为群众居家购物保持生活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比如，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能逐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高效物流体系和商贸物流企业所发挥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不容小觑。

　　当然，流通体系建设与市场体系完善是相辅相成的，高质量的流通体系寓于高质量的市场体系之中，其既是市场体系运行效率的集中体现，又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基础，并与信息、金融、供应链等高质量服务体系发生紧密互动。

　　高质量必然还包含“现代”的标准，在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当下阶段，现代化的最直观特征即数字化。现代化本身是个动态变迁的概念，在特定时代有着具体不同的标准。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数字化已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无疑是对现代化指征的最基本和最突出反映。以零售企业为实践先锋，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引领世界数字化发展前进方向。数字化赋予了流通企业愈益精准的市场和消费洞察能力，不仅使其助力供需敏捷匹配，而且大大强化了流通反向引导、联动生产的能力，尽力减少了供需错配，并进一步深度贯通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化升级。比如，有大型电商平台提出，“数据是人类第一次自己创造的能源，而且越用越值钱”，有互联网新创企业提出，“大数据是燃料，算法是发动机”。大量实践表明，大数据算法正在成为破译市场需求的不二法门。再比如，很多流通企业正推出高比例的自有品牌产品，不少电商平台也正联手大数据推行反向定制生产，假如没有数字化的连接，这些是绝不可能大范围、大规模实现的。

　　基于数字化零售的实践经验，下一步，批发体系的数字化重构将是重要发力点，批零高效分工协作是数字化流通体系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流通体制改革率先发力于批发领域，破除了“一二三零”（即一二三级批发和零售）体制，但在原批发体系解体后，各地兴办的大小批发市场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其规范化、组织化发展问题及其未来命运一直是实践的难点。当前数字经济不仅为传统批发市场带来了信息化转型契机，而且有望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培育起真正具有跨区域整合能力的大型综合或专职批发企业。同时，在数字化趋势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也将加快商品运输及配送体系的智慧化升级。通过数字化的全方位驱动和赋能，使流通体系不断夯实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并更加突显对畅通经济循环的先导性作用，是高质量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必然方向。

　　高质量更要凸显中国特色，即中国现代流通体系的特色要始终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政府支持和主导下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流通体系的典型特点和独特优势。由国家集中组织和投资兴建的交通运输通讯及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不只为了弥补私人资本的市场失灵，而且体现在对这些一般性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超前投入，使其广泛覆盖不同区域，普及到农村乃至大山深处，为构建高效畅通、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充分配置基础性物质条件，从而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组织力强、协作性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真正体现。

　　中国特色流通体系建设还要牢牢把握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流通体系切实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绝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发展目的。这就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公有制经济对稳定市场大局的主体作用，优化流通体系的宏观管理机制、预警过度金融化等虚拟经济信号，遏制“资本的本性”在流通过程的无序飞舞，绝不能让流通体系脱钩实体经济。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重点任务，国家随后也发布了系列政策文件加以强调。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不等于限制资本发展和扩张，也不是一个“行业”或“领域”的概念，而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对守护和壮大实体经济的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表明，当资本与商品不断脱钩、与现实的消费需要相脱离，从而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经济泡沫化。举例来说，数字化只要是为真实的消费需要而服务，就具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无限潜力，但如果成为资本赚钱和发财的手段，则具有催生虚拟经济乃至诱发经济危机的无穷后患。这就说明，技术只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区别才是最根本的。

　　中国特色流通体系建设更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一致，特别是在当前依托电子商务、数字平台、直播助农等不同形式开展的各类新型贸易活动，不仅为商品流通不断发掘新渠道和新市场，而且有效激发了有利于劳动者增收创收的多种多样的创业创新活动，实践中已经涌现出流通助农和扶贫的大量生动案例。未来，要继续推动形成以商业促产业、以创业促就业的流通减贫增收机制，使流通体系真正助力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