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宪春、唐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但会议也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据此，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一）

　　从消费需求看，2021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但消费需求增长始终与疫情前水平存在差距。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名义增长5.7%，实际增长4.0%，分别比2019年低2.9和1.5个百分点。这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仍然低于疫情前水平，以及收入差距扩大有关。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名义增长6.9%，实际增长5.1%，比2019年分别低2.0和0.7个百分点，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收入恢复较慢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疫情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始终低于平均数增速，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在扩大，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增速较慢，而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这也是导致消费增长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疫情导致的供给受限、消费场景受控削弱了消费意愿。消费需求的恢复始终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从投资需求看，2020年二季度，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是经济增速由负转正的主要动力，但随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减弱。2021年，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3.7%，在三大需求中贡献率最低。其中，三、四季度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转为负拉动。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3.9%，比2019年回落1.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减弱，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4%，两年平均增长0.6%，比前三季度分别回落1.1、0.2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分别回落7.4、1.8个百分点。而在融资“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两个上限”等政策的限制下，202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4.4%，从3月份以来连续10个月回落。曾经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两大领域投资在当前表现均较弱，这是造成投资需求乏力的重要原因。

　　（二）

　　2021年我国GDP增长8.1%，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4.0%，GDP同比增速逐季明显回落。其中，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受2020年同期基数抬升，以及煤炭供给短缺、限电限产、疫情散发、汛情等多方面扰动因素的影响。

　　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增加值2021年增长8.2%，对GDP增速起重要拉动作用，但三季度开始同比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三、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3.6%和2.5%，增速均为三次产业中最低，是导致GDP同比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21年3月份开始逐月降低，9月份同比增速降至年初以来最低点3.1%，10月份同比增速回升至3.5%，12月份同比增速继续回升至4.3%，但总体增速仍然较低。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主要由制造业快速下滑导致，受原材料价格高位上涨、煤炭电力短期供给短缺、芯片持续供给短缺等因素叠加影响，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逐月回落，9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为2021年初以来同比增速最低值，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2.5%、2.9%、3.8%，增速小幅回升，但依然对工业生产增速起向下拉动作用。此外，2021年建筑业增加值增长2.1%，比第二产业低6.1个百分点，对第二产业起显著向下拉动作用。其中，三季度建筑业增加值增速由正转负，同比下降1.8%，是导致三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显著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地方政府债务严监管的环境下，地方政府扩大基建投资的空间受限，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疫情散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建筑业表现不佳。

　　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全年增加值增长8.2%，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但两年平均增长5.0%，比2019年同期低2.2个百分点，与疫情前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分季度数据看，一、二、三、四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5%、8.3%、5.4%和4.6%，同比增速逐季回落；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7%、5.1%、4.8%、5.6%，除基数原因外，汛情冲击和疫情散发是导致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受汛情冲击最为严重，三季度增加值增长5.9%，两年平均增长4.9%，比二季度回落2.2个百分点。房地产信贷收紧导致三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出现明显下滑，同比下降1.6%，四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仍为负增长。

　　（三）

　　预期转弱主要是指企业对经济发展信心转差，投资意愿下降；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导致居民信心不足、储蓄意愿提升、消费动力不足等状况。这既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中一些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也有近期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从长期看，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资源约束变紧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回落对企业信心、居民信心产生影响，从而对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产生影响，是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经过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红利逐渐减少。铁矿石、原油等资源类产品进口比例逐渐攀升。例如，原油进口量占比不断升高，2008年为48.5%，2015年达到61.0%，2015年后上升的增速加快，2020年达到73.6%。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赖的人口红利近年来逐渐减弱，这对预期转弱产生影响。在经济增速回落、人口红利减弱和资源约束变紧的情况下，企业信心受到影响，2009年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渐回落，2019年增长5.4%，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历史新低的2.9%。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回落也对居民信心产生影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00—2007年总体呈上升走势，从2008年开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呈波动下降走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达到最低点，为2.1%。

　　从短期看，经济增速回落、病毒不断变异、疫情反复，“限电限产”、“双减”等政策均给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也是导致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根据央行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从2020年一季度骤降至12.4%后持续上升至二季度的42.1%，三季度下降2.3个百分点至39.8%，四季度进一步下降2.6个百分点至37.3%。根据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的收入信心指数从2020年四季度开始下降；收入感受指数、就业预期指数均从2021年一季度开始持续下降，虽然四季度这三个指数均小幅回升，但均处于偏低水平。且疫情以来，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保持在较高水平，四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达到51.8%，比2019年同期提高了6.1个百分点。在疫情冲击、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的形势下，近期企业和居民的信心有所下降。

　　（四）

　　在需求方面，为促进消费，长期来看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是根本手段。一方面，应注重保就业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加大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力度，协同推进稳岗位防失业提技能增收入，确保居民收入保持持续恢复态势。同时，应全力保障困难群众的权益，加大对困难群众兜底性保障力度，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准时发放，确保低收入群体具备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积极提供和开发非接触、少聚集的消费项目；地方政府可以联合企业、平台发放消费券、优惠券等，开展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还应积极挖掘乡村消费潜力，支持新能源企业下乡、加快推进电商平台向农村延伸发展并做好物流等配套体系的建设。

　　基础设施投资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区域、城乡平衡，高质量发展的投资空间巨大。一方面，2022年财政支出的节奏要尽可能“前置”，新增地方专项债下达后落地形成实物量需要时间，尽可能早发行有助于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为提升财政效能，可以考虑将地方专项债与“十四五”重大项目、“两新一重”项目相结合，这既有助于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物工作量从而对经济形成托底作用，也有助于缓解传统基建项目不足的困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同时，还应加大对基础设施较差的区域和农村地区的投资，加快补短板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平衡发展。

　　在供给方面，应确保煤炭、电力等能源和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的持续推进，助力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的快速恢复。2021年四季度开始，随着保供稳价、助企纾困等政策措施有力推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出现回升，但回升幅度较小，目前部分能源和原材料供给仍存在缺口，制约着制造业生产的恢复进程。2022年应进一步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产能利用率，推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的进一步回升。在芯片等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方面，应加快自主研发进程，突破技术制约，逐步减少进口依赖，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重工业、房地产等传统动能对经济的刺激和拉动作用在逐渐转弱，需要做好新旧动能的转换，及时发掘和培育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特别是为构建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下的新发展格局，我国供给侧结构需进行深度调整，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和科技政策支持国民经济创新发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支持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激发“专精特新”企业涌现。为稳定和改善企业预期，解决好当前供给和需求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压力是根本。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继续推进新的减费降税政策出台，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支持力度，稳定市场主体信心。同时，也应引导金融机构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这对于具有刚性资金需求的市场主体有助于节约资金成本，有助于稳定预期和信心。

　　为稳定居民预期，重点在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应加快完善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基本服务供给改革，切实解决当前居民所面临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无法满足需求的问题，全面保障居民各项基本需求，才能解决居民后顾之忧，稳定居民的信心和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