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面对宏观经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需要在督促落实已有政策的同时，针对形势变化抓紧研究政策预案，及时出台有利于市场预期稳定的措施。用制度稳定预期不仅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应对好预期转弱，激发市场主体的动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意义也十分重大。

　　用制度稳定预期，向体制机制要增长动力

　　在国内外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冲击，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国经济增长短期面临下行压力增多，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消费和投资恢复迟缓，稳出口难度增大，能源原材料供应仍然偏紧，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做好2022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突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确保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完成这个目标，除了短期内综合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和工具，主动调控、积极引导、协同发力之外，更要发挥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机制和作用，用制度稳定市场预期，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塑造增长内生动力。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内含的对称型激励约束机制，即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有效的约束机制相统一，从而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各种交易成本，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激励市场主体自主创新创造，形成增长的内在活力和动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主体在产权激励条件下，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一系列资源配置和创新创造，从而形成发展内生动力。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功能：一是能够内生地激励创新和创造的功能，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但需要有正确的完善的激励机制设计，如完善的产权激励机制、价格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市场供求和竞争机制等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市场主体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进行自主决策的激励约束机制，虽然市场主体要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进行有效资源配置，但同时也要遵循成本最小化的约束，完善的成本收益比较机制，必然会对市场主体的微观决策发挥正确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预期管理机制有助于稳定预期、引导合理预期发展。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运行，需要强化和稳定市场长期和理性预期的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一般而言，市场预期具有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在具有合理预期的同时，往往也具有非理性、不合理预期的特点。因此，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机制和作用，可以有效地克服市场非理性预期的缺陷。通过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等积极作用，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稳定投资预期，引导消费心理，从而形成稳定持续向好的市场预期，这对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加快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紧密结合、激励与约束机制合理对称、成本收益原则积极引导、供给与需求机制充分作用等功能完善、信号明确、机制畅通的体制机制条件，进而用好用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激励机制和预期管理机制，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长期向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也在发挥更好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日臻完善。但是，从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来看，从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来看，从激励微观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和动力、强化市场合理预期等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短板和问题；尤其是与新时代加快建设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相比较商品市场体系建设，我国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仍然滞后，特别是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够高，有形甚至无形的市场障碍和壁垒仍然阻碍着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尚未真正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体系；市场垄断因素与不正当竞争因素并存甚至相互交织，市场有效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素市场体系不完善、不统一，必然会带来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较高，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无法形成对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激励动力和合理性预期。

　　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健全。尤其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国资国企与民资民企如何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如何真正从制度设计和产权体制机制创新上真正实现和确保“两个毫不动摇”，真正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资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真正通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发挥产权对市场主体的创新激励，发挥法治作用对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和保护等，仍然存在较大空间。

　　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从高水平、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基本要求来看，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发挥国家发展战略、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货币政策、微观经济政策、产业规划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社会政策以及投资、消费、环保等各类政策手段和工具相互之间分工合理，高效协同，共同形成要素齐全、功能完善的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也要推动国内宏观经济治理如何更好与全球经济治理有机衔接，更好地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形成内外良性互动的政策效应。

　　营商环境距离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标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按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如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有效监管、社会服务，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快探索；如何从事后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既体现监管高效，又体现审慎包容，这是检验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试金石。

　　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衔接性、稳定性和一致性

　　从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展以及进一步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激励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动力和活力，确保2022年宏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来说，以下几方面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一是以系统集成式改革为契机，全方位塑造和完善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新特点和新要求出发，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化产权激励机制，最大限度激励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引导和增强市场微观主体的稳定性预期。进一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用系统性和战略性思维方式，推动“两个毫不动摇”更加制度化、定型化、协同化、完备化，全方位、系统化塑造和完善微观主体的动力机制，确保各类市场主体顺应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方向。

　　二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加快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标准要素市场建立。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两个循环两个市场相互促进、两种资源能够自由流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核心是建设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坚决破除各种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以高标准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加强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制建设。同时，更加注重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以建设自贸区功能升级版为契机，加快营造更加一流的国际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建设从试点到扩容，本质上都是在不断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目前，很多自贸区建设正在推动功能升级版建设，把重点放在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放管服以及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市场公平准入与有效监管改革等方面，从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发展与竞争提供更科学、更透明的合理性预期。

　　四是以制度型开放为契机，用更高水平开放推动高水平改革。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基本方向。聚焦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新趋势，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规则，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利用好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层次和能力，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更深层的改革，以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培育我国在新的环境下参与国际经济与合作的新优势。

　　五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机制和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推动财政税收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注重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工具更加协调、更加有效，确保各类政策聚焦稳定增长而“相互补台”，防止政策政出多门与“合成谬误”对宏观经济稳定性预期的影响和冲击。因此，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相互之间的衔接性、稳定性以及对政策预期的一致性，引导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