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近年来，中国科技界的改革浪潮此起彼伏，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从基础研究切入，确立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路线，在全社会营造依靠科技、支持科技的科学文化氛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何看待科技的自立自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首先，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科技的自立自强都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低水平的自立自强、中等水平的自立自强与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三种模式大体对应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其次，一个进化的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科技的自立自强绝不是要制造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被孤立状态下的一种战略安排，即便被孤立，也要充分利用与制造一切机会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这恰恰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有益补充。”第三，科技自立自强可看作是一个国家发展科技的底层逻辑与总体方法论。不论采取哪种路径，其最终目标都是要实现科技发展，只不过由于环境的变化导致发展模式发生改变。

　　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成功转轨，其物质载体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如果说吹响基础研究的号角，强烈释放出科研范式转型正式启动的信号，则其直接承载者就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因而基础研究必须调动科技头部力量来破题。近几年国家强调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大科学工程、重点国家研究机构的改革、双一流大学的建设以及对科技领军企业的充分肯定等，都体现了中国科技体制在物理载体层面正在经历深刻的转轨，以此全面支撑原创性知识生产、高端人才培养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支撑科技发展路径转轨的物质条件有了，还要从僵化的评价体系中为广大科技人员松绑。为此，近三年来，多部委联合发布破“四唯”、破“五唯”的通知，就是要从评价机制方面解放科技人员，并引导科技人员从传统科技发展范式向新科技发展范式转型；再者，近几年基础研究经费的逐年增高，这些都表明科技自立自强正在快速从理念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化，一种新的科技生态正在形成，新的科技发展范式的样貌已清晰可见。

　　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物质条件的准备之外，国内环境中，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文化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这种支持科技发展的文化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翻版，而是与科技活动有更多亲缘关系的科学文化。

　　近两年在国内学术界热议的新文科运动，在2021年以政策形式正式出台。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用经费支持的方式启动了新文科建设。之所以会出现新文科热潮，其诉求很明确：要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这种文化的破立清晰表明，旧的文化范式已不能有效支撑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更无力全面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建设新文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建设从来都是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科学家精神内涵丰富，仅就从事科学研究事业而言，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科学家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在于批判与怀疑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品质都集中体现在基础研究领域。这是科学知识的源头，从事基础研究是一项探索未知的事业，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在这个领域要取得突破，必须要有自由探索意识、批判与怀疑精神，还要耐得住长期的寂寞与孤独。基于此，我们可深切体会到国家推进基础研究的两个目的：一是为人类知识库存增加原创性知识；二是通过基础研究，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科学文化。由此，我们可发现促进科技发展在政策安排层面的发展路线图，即通过基础研究提升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建设科学文化，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源于科技的可持续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