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二震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

　　　　　戴　翔　南京审计大学教授，长江产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需要，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先进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构成了有益补充和完善。

　　正确认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客观而论，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体系，对战后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加重、新兴经济体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功能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面临全球经济新形势，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出现三个方面的不适应。

　　一是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过去十多年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演变。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然而，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二是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演进表现为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推动着全球产业布局不断调整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传统的产业间国际分工模式逐渐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世界各国在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中融为一体，贸易和投资日益一体化，生产国际化深入发展。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

　　三是不适应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需要。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但全球治理体系很不完善，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带来了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一些国家、行业和个人没有从全球化发展中收益，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被边缘化，加剧了南北国家间的发展失衡。

　　总之，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经济全球化所必须的规则和秩序，具有适应社会生产力向全球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和秩序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制定的，主要维护的是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未能充分提供全球经济运行的公共产品。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不仅导致南北发展差距拉大，发达国家劳动者也未能获益，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必然反映和结果。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的贡献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一方面反映的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表明全球经济新形势需要有新的治理理念。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内容通常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补充和完善当前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和缺陷，能够有效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先进的理念。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单纯以市场效率为基础，重利而轻义。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或者你输我赢、一家通吃，这或许满足效率原则，但很难符合道义需求。随着以价值链分工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得世界各国客观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只有义利兼顾才能共同发展，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蕴涵了“道义为先，义利平衡”的正确义利观，超越了国家的狭隘和国际的差异，树立了人类整体意识，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中“天下大同”的深邃思想，彰显的是中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孜孜追求以及道义为先的大国风范，也反映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应有担当。

　　“共商”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参与。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本就应该以平等为基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原则，是一种共同商讨的新机制，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共同商讨和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构建未来发展蓝图，体现的正是平等参与，弥补了世界发展方向和规划总是由经济强势国家确定的不足，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完善作用。

　　“共建”体现的是一种联动发展。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经济唯有联动发展，才能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的动力，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性互利共赢。世界经济发展的南北失衡正是联动不够的表现和结果，是全球经济治理缺乏联动思维的缺陷所致。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加强政策规则的联动、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的利益联动，最终实现发展的联动，就会构建起世界经济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

　　“共享”体现的是一种包容增长。发展的目的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使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具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既要讲求效率，也要注重公平。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在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重要制约因素的现实状况下，依托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调整和完善推动包容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也能释放更强劲的有效需求。“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提出，发展的成果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所有国家共同享有，秉持的是一种包容性发展理念和原则，正是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包容性不足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在全球治理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制定有关国际标准和规范，推广相关经验和做法，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与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解决了现有一些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国际社会诉求、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代表性不够等问题。“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向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一带一路”倡导的新倡议新机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建立在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顺应了全球经济治理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现实需求。时代变了，理论创新显得特别重要。“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扬弃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国际经济领域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深远指导意义。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蕴含的先进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后进国家如何做到与资本主义强国“互利共赢”？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这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答案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的。冷战结束以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要么被迫融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要么被边缘化。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逆全球化”，而中国则扛起了“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大旗，这必然引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指导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经济形势之变、格局之变、需求之变，从理论上回答了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中国应该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的大问题，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应有担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的理论。

　　第二，“一带一路”及其所蕴含的先进理念，揭示了当代世界经济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律。“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包容开放，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着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让各国都能平等参与其中，让各国经济有更加平衡、协调、联动的发展。通过共同发展、共享发展让普通百姓有更多、更广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与以往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崇尚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等等，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后的内在需求，反映的是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律的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理念和理论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第三，对当代全球化发展方向提出了的正确理论指引。“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各种文明相互尊重、融合，消除由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制度差异、国家实力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稳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兼济天下”的宏大抱负，也是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正确的理论指引，与以往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不顾一切地逐利、整个世界成为跨国公司和少数利益集团投资场所，有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