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军良（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进而获得发展自主性、创造性的精神标识和动力引擎，是一个民族世代相续、自立自强的价值源泉和思想灵魂，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根本依托，是形塑文化向心力、彰显文化影响力、更新文化生命力、提升文化持久力的根本轴心。有鉴于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就是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明辨出守正固本、开放包容与明体达用的文化义理，开显出魂脉与根脉辩证结合、自我与他者美美与共、传统与现代有机融通的文化图景。

　　魂脉与根脉的辩证结合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需要在守正固本的逻辑中，传承与丰富中华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更新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形态和范式。守正固本以持守正道、固守本源为意旨，是彰显文化主体性的本质性规定，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规范性要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由此可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守正，实质就是守“主义”与“精神”之正，固“魂脉”与“根脉”之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呈现理论“魂脉”和文化“根脉”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隶属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在“核心价值取向”“哲学思想方法”“社会理想追求”上均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一方面展现了二者交往耦合的基本理据和实践效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文化融通，发展更新了自己的文化遗产，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也突破了时空间距，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境域中，为自身的科学性、开放性、世界性与人民性提供了经验辩护与事实确证。另一方面彰显了二者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和坚守上辩证结合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

　　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的辩证结合，以互成互通的方式形成了“新型文化有机体”，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提供了方法上的典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二者共同强化了蕴蓄于中华文明基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魂脉”与“根脉”的辩证结合在方法上克服了单向度的主体性及囿于某一中心的封闭性，坚持意义生成拓展的开放性，走出各偏一隅、各执一端的狭隘和僵化的文化主体性生成理路，从而在“魂脉”与“根脉”的圆融会通中保持航向，寻求突破，与时俱进，激活潜能，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以守正固本的本源性立场，高擎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坚守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生命力，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确保自身的精神贯通性与内涵原发性。

　　自我与他者的美美与共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需要守正固本的本源性逻辑给出文化主体性生成的源流与边界，也需要开放包容的认知性逻辑给出文化主体性持存的意向与心态。因为文化主体性实质上意味着文化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也意味着文化身份认同的深度自觉。自我性作为文化主体性的内核，显示了文化主体得以绵延繁盛的自为性。任何文化主体性的坚守，都需要通过自我性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彰显自身独有的风格与气派，但若只聚焦自我性而忽略乃至无视他者性，缺少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联共生，就容易丧失文化递嬗和更新的驱动力与创造力，难除唯我主义之幽灵，难祛保守主义之积弊。不过，虽然五彩缤纷、异质多元的文化他者共同绘就了绚丽璀璨的文化花园，但若就此迷恋文化他者而迷失文化自我，陷入自我抛弃、自我否定的唯他状态，就会落入虚无主义之泥潭，跌入主体缺失之逆境。

　　以此为镜，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就不能固守自我孤独前行，更不能委身他者篱下寄居，而是要在自我与他者的美美与共中互鉴互通。一方面，文化自我以真诚沟通的心态走进文化他者。另一方面，文化他者以平等交流的姿态携手与己并肩的文化自我。在互鉴互促中，文化的自我性得以坚守却不走向意义封闭，文化的他者性得以尊重却不趋向任性专横。在开放包容中，自我中心、全盘他化的理念被束之高阁，否弃自我、拒绝借鉴的践履被抛诸云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其中的“中西之争”，其核心表征实质是文化主体性之争，也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保守与进步、守旧与维新等议题的轻重、本末、优劣之争，其破解与汇通之道可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美美与共的逻辑理路中得以显明。唯有扬弃“唯我”或“唯他”这一非此即彼的文化主体性思维范式，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中敞开边界、自由流通、真诚交流，方能最大限度地彼此承认并接受他者的视野，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交往的阻力与伤害。

　　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美美与共，以平等互待的方式消解了西方文明此存彼亡的排斥对峙和以一驭万的主奴逻辑，凸显了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彼此交融并博采众长的动态互鉴。具有突出包容性的中华文明以朝向共识为旨归，以兼容并蓄为取向，遵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而不同”的认知逻辑，在自我与他者的融贯中书写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主体性话语。

　　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通

　　中华文化作为厚植于本土智识、本土经验与本土问题的文化范型，内蕴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价值内核、意义追寻与精神境界。中华文化虽具有实质性、稳定性与权威性等基本特质，但其主体性却时常在古今之争中被拷问与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因其独立性与独特性而勾勒出全景式的中华民族社会生活样态，传承了中华民族千年不息的精神血脉，彰显了民族基因与文化源流。由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依据奠基在自身的传统之中，故而传统也就构成了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坚守与发展所要自觉依凭的根本支点。传统虽与时间维度的历史相涉，但并非纯然自存的“尘封之物”“自在之在”，而是作为发展的动态过程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精神积淀，在同现代的持续对话和不断纠缠中，成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表征，而中华文化主体性则会借由古与今等诸多维面的碰撞、缠结与交融，在历史嬗变中展开自身，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彰显中更新自身。

　　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窘境，中华文化也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而被迫将自身置于传统—现代的视界与框架中加以检证与评判。就视界与框架而言，传统无疑有别于现代，但并非云泥之别，没有传统的现代势必漂浮无根，失去同现代对话的传统也注定了无生气，任何各执一隅、各据一端的方式都是极端“中心主义”的现实表达，纯然孤立的传统视域与纯然孤立的现代视域都只不过是人为的一种抽象。因此，对待传统与现代，理性可取的方式不是以现代凌驾传统或者以传统挤兑现代，而是以“关系化的思维范式”置换“对象化的思维范式”，让二者不断纠缠、展开对话，在纠缠中“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和谐共在”。

　　如是观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绝不是囿于线性历史观的藩篱，将传统与现代分而治之，而是要从整体性的畛域看待二者的共生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民至上与唯物史观新发展研究”（23&ZD0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