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红色文化、教育家精神、城乡融合、政府职责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石苇：让红色文化激扬出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

　　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讲师石苇认为，红色文化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发展的红色文化，本身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浸润于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中华文明，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耦合性。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红色文化蕴含着革命历程、革命精神与光荣传统，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支撑。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已经沉淀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特质，成为我们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底气和动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

　　【任友群、李术才：以教育家精神激发“双一流”建设内生动力】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校长李术才指出，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激励。教育家精神是推动“双一流”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要让教育家精神成为推动“双一流”建设提质增效的动力源泉。教育家精神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要以教育家精神长志气、强骨气、增底气，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中汲取智慧，在教育理念中厚植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定建设教育强国的信念、焕发建设教育强国的活力，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以自信自强的精神状态奋发有为地推进“双一流”建设，以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不断开创新局面。要以教育家精神提升境界、开阔胸襟，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涵育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开阔胸襟与崇高追求，用教育家的远见卓识系统审视、科学谋划“双一流”建设，加强对建设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持把谋事与谋势、谋一域与谋全局、谋当下与谋未来统一起来，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落地落实、高质高效。

　　摘编自《人民日报》

　　【彭建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认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既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反映出我国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城镇化的正确方向是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基本原则，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靠城镇化这一条途径，还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关键是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推进，实现协调联动、融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关注带动农村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也强调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二者共同的指向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摘编自《经济日报》

　　【黄建洪、殷旺来：数字化转型需优化政府职责体系】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建洪、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治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殷旺来认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深度推进了政府职责体系的价值创造、内容重塑、机制再造和监督赋能，为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指明了新的方向。数字化时代构建高效、规范的政府职责体系，需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主体互联、数据挖掘、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技术赋权、赋能克服政府职责体系构建中的信息不对称、权责不统一、职责链条断裂、协同乏力、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一是创新政府职责体系价值内涵。数字技术为政府职责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公开化提供可能，打开了传统政府职责运作过程的“黑箱”，驱使政府职责履行由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同时，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可及性提升和政社互动渠道建立，强化了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多元参与和公开监督。二是重塑政府职责体系内容结构。数字技术可通过数据感知潜在政府职责需求，评估政府职责的产生、转移和消亡条件，辅助分析承担职责的合理主体，助推政府与市场、社会职责关系的厘清，构建起三者间职责关系互动机制。三是再造政府职责体系运行机制。数字技术推动了政府开放程度，促使政府从用户角度梳理、整合部门职责信息。全国范围的一体化数字平台高度联通、信息共享，政府职责运行可突破层级和地域限制，实现政府职责实践的标准化、规范化和跨域协作。四是赋能政府职责体系监督变革。数字技术使得政府职责运行过程处处“留痕”，基于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搭建数字监督平台，打破“数据孤岛”，政府内部信息获取和纵向监督能力增强，政府职责全过程监督具备了现实基础。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李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