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透过两会看“数字中国”：凝聚高质量发展共识

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传播研究所所长，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洪宇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目前，中国发展已到了新的历史节点，发展转型向何处去？崛起的中国和世界向何处去？今年两会的召开正是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在这个转折档口，以信息传播技术为手段，以“数字中国”建设为依托的改革创新是重塑中国经济内在结构和调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中国表达着中国驾驭全球技术经济的意愿和能力，是面向美国主导的世界互联网格局所采取的博弈融合的马拉松式工程。在后冷战时期，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拓展了国际科技巨头所掌控的跨国产业链的空间布局，极大提升了全球生产能力和效率，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全球劳动力城镇化和商品化进程，为大量人口带去技术创新体验和融入现代生产与消费的机遇。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其根源上的资本主义逻辑与包括国别、阶级、族群、宗教、性别在内的多维度权力关系彼此交织，在全球各地间及其内部强化畸形发展。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认同危机、公平正义理念缺位成为联结全球发展多样性表象下的共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系统性矛盾、冲突和危机的一次大规模内爆，其影响力堪比1929年引发的西方经济大萧条。

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以务实姿态有选择、有步骤地融入世界，其过程也产生诸多难以预料的权力转移和社会矛盾。中国的数字经济浓缩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属性，反映并作用于社会转型的特征与走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既定方向和路径，暴露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于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以及这种模式抑制国内社会收入和削弱人民获得感的不良后果。在此后漫长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经历巨变，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陷入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持久性风险中。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数字化过程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增长极，仍然以无处不在的蔓延性，加速渗透并改造着各行各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继续扩大着数字资本主义所诱发的机遇和矛盾。这一系列的国内外形势成为我国政府和人民深化改革的动因和载体。

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立即采取行动，抵御出口下行压力，带动有效投资，促进国内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衰退反击战很大程度依靠广义上的信息传播领域，即包含网络运营、设备制造、内容生产、应用开发在内的产业与事业板块。譬如，在支持各省最低工资标准持续上涨同时，政府积极推进大型电子加工企业西迁；明确电信运营商的央企定位, 引导它们加快建设全国性的数字基础设施，鼓励其支持下一代民族通信技术；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重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回应新时期人民的文化需求和表达需求。

在十八大之后，党和政府进一步从全方位引领价值排序，凝聚高质量发展共识，并在全球融合的框架下推动制度资源和社会关系的改革与调适，以期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由于以互联网为龙头的数字技术的泛化发展，信息传播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过程中的资源型要素，催生“泛传播时代”的到来。由此，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领域必然成为深化改革的主战场和主阵地。可以说，以“数字中国”为框架，建构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发展新理念、新动能、新优势的战略方式和重要场景。

从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委员提案中，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逻辑；第二，坚持创新发展和壮大新动能的重要部署；第三，积极培育强大国内市场的逻辑；第四，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现实环境中，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可能并不一定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在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也不例外。在日趋复杂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数字中国的建设者既有海外上市的非公互联网巨头，也有参与全球化进程又承担国家公共职责的国有企业，还有大量中小微网商网店；既有依赖海外市场的民族技术企业，又有商业命运依靠中国的跨国巨头；既有在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推动平台化、市场化的技术理性力量，更有千差万别的中国人民对于保障民生的实际需求；既有渴求发展权和就业权的各行各业的城乡劳动者，也有对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隐私权有所期许的广大信息生产-消费主体。如此复杂的权力格局指向一个观念和力量的伟大斗争，是考验党和政府的战略性工程，也必将呼唤和激发社会创造力。

总而言之，透过两会看“数字中国”，我们发现信息传播正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泛化影响占据时代潮头。当代的信息传播是生产资料、基础设施、技术前沿和产业基础，也是协商价值排序、凝聚社会共识、改造社会关系的载体与中介，还是国际竞争、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站在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视角，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是一个传播和传播研究的黄金时代。面向未来，我们应当树立在全球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以传播发展和治理全方位服务于此，直面危机与风险，探索泛传播时代的中国命题，即落实以信息传播技术为手段，以“数字中国”建设为依托的改革创新，回应中国建构全球数字未来的理论与实践关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网络治理与中国互联网全球化协同研究》（18AXW0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