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杰（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周礼》是儒家重要经典，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际。《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对礼法、礼义作了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深远。《周礼》中记载了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

　　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

　　“（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关于这段文字，郑玄注释为：“听，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弊，断也，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善，善其事有辞誉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于位也；正，行无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

　　小宰的职责是以六项标准治理官府，公允地评断官吏的治理能力。这六项标准就是：是否廉洁并且善于办事，是否廉洁并且推行政令，是否廉洁并且谨慎勤劳，是否廉洁并且公正客观，是否廉洁并且遵纪守法，是否廉洁并且明辨是非。

　　从西周开始，我国各个朝代都有一套较为严格的考核官吏政绩及其清廉的标准。从以上六条标准来看，都离不开一个“廉”字，体现了“廉”是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的基本精神。

　　第一，廉善。廉善是道德指标，是对从政者个人素质、个人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中国文化一直把个体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寻求主动性适应的和谐。这是因为，中华先祖们很早就以高超的智慧悟出了一个真理：靠外界的制约规范个体行为是被动的，而靠内心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主动的。作为一个官吏，首先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善”，是天道之大美、人道之终极。

　　第二，廉能。廉能是才华指标。能者，指能力、才华之谓。我们常说“德才兼备”，其中的“才”便是“廉能”的文化延续。廉能者，意即将才华奉献于社会，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上古时期，舜挑选管理国家的接班人，经过多方考察、检验，最后选中了禹，除了他的美德以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贤能”——“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大禹治水十几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千古流传，成为历朝历代廉能行政的楷模和榜样，他“克勤于邦”“汝惟不怠”的敬业精神，在今天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廉敬。廉敬是人文指标，是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的体现。许慎《说文解字》释曰：“敬，肃也。肃部曰：肃者持事振敬也……敬也。恭肃也。憜不敬也。”中国历史上贤明有为的政治家和有智慧的思想家，对天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人道——社会群体相处的守则和心之道（心性）——人类个体素质的终极追求等，都保持着“敬”的态度。廉政文化中的“廉敬”行为，与天道、人道、心性升华之道相适应，表达的是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源自“和谐”——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互适应，人与社会群体的相互适应，人与自我身心升华过程的相互适应。

　　第四，廉正。廉正是执政指标，是对官吏们处理行政事务时所提出的要求——公正客观。许多时候，人们都喜欢把“廉政”直接解读为“清廉、公正”，可见公正法则在行政过程中是何等重要。《尚书·洪范》曾用诗意的优美语言赞颂公正之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第五，廉法。廉法是礼法指标。中国文字史上，“法”字的最初含义之一，是指自然法则、天地法理以及效法天地等天人合一的思维之法。廉法者，即要求深谙自然万物生命的运动真理，适应自然法则，适应人类相处法则，应用适应性和谐之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群体和谐相处。适应性和谐法则，是不伤害自然环境、不违背自然规律、不破坏群体规范的法则。在古代，法与礼是一体的。法是最高的自然法则，是自然不可变易的运行秩序和根本规律；礼是人类在文化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探索、适应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是运用法则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群体和谐相处的宝贵经验。

　　第六，廉辨。廉辨是治理指标。辨，通“辩”，廉辨，是廉政监督官员的重要职务技能，也是每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必备行政技能。辨善恶，辨是非，辨真伪……廉辨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和对事物的把握能力，更需要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公正、廉洁的思想境界。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善于识别干部是廉政建设的大问题，“廉辨”说到底也是关系到行政公平、执政公正的大问题。

　　那么，“六廉”思想有何历史意义呢？

　　第一，“六廉”首次提出了系统考核官吏的思想。《周礼》中的“六廉”不是对官吏的一般性要求，而是指对官吏的考核标准。《说文解字》说：“计，会也，算也。”所谓“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即小宰要集中听取官府中各级官吏的汇报，计算他们的功劳多少，从而达到评断官吏治理好坏的目的。由于官僚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萌芽与发展，严格考核官吏的思想与制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如荀子说：“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说的“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即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在战国时期已经普遍推行。我国历史文献中常把“六廉”也解释为“六计”，就是明确指出了“六廉”的本质内涵。

　　第二，“六廉”首次提出了廉能并重、以廉为本的思想。先秦以来，关于民本、德、孝、礼、仁、正、俭、忠、敬、义、公、贤、信等概念的探讨，大都与廉相关。很显然，治国单纯靠廉是不行的，还必须有通晓法律、执行政令、尽责守职、不懈于位的治国之能才。为了获得这些人才，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在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如孟子呼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说“无能不官”。春秋战国许多国家在官吏的选拔、任用和管理上，都出现了新的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选拔治国安邦之才。

　　《周礼》正是将长期以来关于廉的思想与新的时代需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关于官吏廉能并重、以廉为本的思想。我国历史上后来德才并重的严密考核、考课制度，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与文明产生相伴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廉政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春秋战国以后，逐渐与廉政制度相结合，成为秦汉至明清历代王朝反腐倡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成为历代清官廉吏廉政行为的精神源泉。

　　在丰富多彩的廉政思想中，《周礼》的“六廉”思想尤其值得重视。我国历史上廉政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内容，官吏廉政行为的基本特点，都可以从《周礼》中寻找到根源。“六廉”思想是对古代廉政思想的继承和总结，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