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认识遗产化契机：春节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对话意义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我们在庆祝的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些许不解之惑：为何中华民族的节日传统需要寻求国际认可？为何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依旧活跃的节日实践，需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名录？之所以会有这些疑惑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对非遗保护中“遗产”的深层含义与“保护”的最终目标阐述得尚不充分。

　　谈及“遗产”，人们惯用“向后看”的思维方式，从历史的视角认知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将其视为过去时代的遗留物。然而，著名文化遗产研究者大卫·罗文塞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即“遗产根本不是历史；虽然它借鉴了历史研究，并使其活跃起来，但遗产是对过去的颂扬，而非探究，它不是为了揭示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了适应今天的目的而对过去的一种信仰”。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理解，遗产并非历史的简单复刻，而是人们基于当下的需求和目的重释历史并赋予其新意义的产物。这一遗产的含义是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对非遗的界定的。

　　在《非遗公约》的框架下，非遗作为用来指涉活态遗产的概念，“不仅代表着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传统，而且也代表着不同文化群体参与的当代乡村实践和城市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莫曲布嫫译）。这意味着，每个时代的文化主体都在与既往传统互动的过程中，以具有时代特征的创造性实践丰富着非遗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使其始终处于一种活跃且持续生产的状态。春节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存续，是其作为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的基本标准。申遗工作不仅不与之矛盾，反而为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契机。这一契机与实施非遗保护的最终目标紧密相连。

　　2016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为《非遗公约》所作序言中明确指出：“世界正在寻找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此时，我们需要有凝聚力的项目，将不同的人团结在一起。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是这样一个对话和行动的平台。每个国家、每个社区都可以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分享自己的愿景，并发挥文化多样性的创造性力量，以巩固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非遗保护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为了保护无形的文化遗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通过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为各群体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以文化繁荣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因此，春节申遗成功也为达成这一目标搭建了一座新的对话与交流的桥梁。

　　这座桥梁的搭建，意味着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不再只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认知、观念表述和情感表达，而是通过涉及遗产的识别、选择、制度确认以及最终纳入公共认知的遗产化过程，转化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全球共享的文化资源。我们需要充分认识这种转化为促进文化间对话带来的积极意义。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春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历史价值和社会功能将超越既往所属社区、群体的边界，得到更广泛的认知与理解。作为非遗项目，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根和魂的代表，还可以成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欣赏和尊重的重要平台。这种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为春节的保护、传承和传播提供新契机的同时，也用欢庆的方式为增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提供了新契机，让非遗保护在繁荣人类文化的过程中，达成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秉持过程性保护理念：维护春节生活传承独特性的关键

　　作为中国民众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节庆传统，春节在民众生活传承中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既是其节俗传统特质的表征，也是保持其文化生命力的关键。从除夕夜的阖家团圆到元宵节的逛会观灯，从北方的包饺子到南方的煮年糕，从山西阳泉的娘子关跑马排春节到广州的行花街，从宁夏固原的六盘山区春官送福到吉林前郭尔罗斯的查干萨日习俗……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实践，因地域、民族和家庭的不同，展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这种特性不仅赋予了春节文化内涵以复杂的张力，也使其以包容的特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不断地为中国民众提供着身份认同感和持续感。

　　保护春节，首先是要保护春节在民众生活传承中多样共生且极具活态的存续力，这是非遗保护基本理念——过程性保护的要求。这种保护理念强调的是保护“世代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过程，而非具体表现形态的产物”（《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这种理念出发，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春节的保护与传承，既不能停滞在对其当代最终形态或静态成果的保护，也不能趋向于全盘溯源或复古式的恢复实践，而应是在充分尊重春节实践主体的前提下，通过多元行动方的协同实践，推动系统化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其可以兼具所涉阶段的全面性和针对项目特质的适应性，以此维系主体实践的活态性和春节的存续力。

　　过程性保护是一个持续动态的实践过程。把握这一过程尺度的关键，在于充分认知春节在所属主体生活中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即春节不仅是辞旧纳新的节点、亲人欢聚的场合，更是中国人将对时间流转、家国一体等理念的认知纳入节庆生活以便传习的情感实践与知识生产。想要实现这种认知，既需要落实实施非遗保护的最终目标，即通过相关知识与技能的世代相传，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发认同感与责任感，也需要鼓励并引导民众逐步养成“文化自觉”的意识，主动探究春节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明晰对春节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的“自知之明”，就是在维护深植于民众心中的认同纽带。把握了这一关键，我们才有能力辨析春节实践形式多样变化的性质：哪些属于传统的传承？哪些属于传统的发明？哪些发明是基于固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哪些发明只是基于资本运转需求的“魔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的宗旨强调要充分尊重遗产创造者、持有者及传承者的主体权利，以及遗产表现形态的多样性。这一宗旨与春节作为民众生活实践的本质特征高度契合。这要求我们不能墨守成规，让春节成为僵化的仪式堆砌，而是要在尊重历史传承的基础上，理解其与当代民众生活需求的内在联系；也不能为迎合短期资本需求盲目创新，而是要在理解其背后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尊重且包容各地文化主体的选择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春节的保护与发展顺应时代变迁，满足当代社会的文化需求，继续发挥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标志的作用。

　　警惕“泛非遗化陷阱”：确保传承的存续力与再生产的适度性

　　我国在国家级实施非遗保护不过20年，但在既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统的基础上，非遗保护已经造就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传承与传播热潮。作为研究者，我们面对热潮，通常会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尤其是在积极推动春节的传承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对春节保护实践可能经历的“泛非遗化陷阱”及其携带的潜在风险保持足够警惕，确保春节的传续和发展不被简化或曲解。

　　“泛非遗化”是在非遗保护热潮中逐渐显现的一种倾向，是指在文化生产过程中过度宽泛地诠释和应用非遗概念。依据《非遗公约》的明确界定，非遗指被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且“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泛非遗化”则可能忽略上述界定对主体赋权、活态实践、社区为重等核心特质的强调，泛化地将非遗等同于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实践或文化产品。随着非遗在传承、传播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与经济、文化资本的纠葛日渐加深，这种“泛非遗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它倾向于搁置非遗作为鲜活文化实践的主体性与语境边界，将非遗抽象为带有浓烈文化等级意味的标签，使资本价值凌驾于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之上，从而陷入“泛非遗化陷阱”。

　　这种陷阱的形成，是放弃文化自觉、背离过程性保护理念的结果。陷入此类陷阱，会使包括春节在内的众多非遗项目面临去语境化、过度商业化和静态化的风险。比如，一旦为追求社会认可与经济效益而使不同群体的春节实践陷入名义被泛用、误用、滥用的困境，那么负载了非遗标签的春节产品，会因其所暗喻的等级固化使春节的传承呈现出认知浅薄化的倾向，不仅会削弱春节的地域或民族特色与相关实践的多样性，令春节的实践方式呈现出物化的倾向，也会使这一承载着丰富文化价值的节日传统面临被简化和同质化的危机，导致其文化意义的消解和传承活力的削弱。一定意义上，所谓“年味渐淡”的忧虑，即是这种陷阱风险的外化展现。

　　为有效应对“泛非遗化陷阱”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我们要建立的是能够兼容过程性保护与包容性再生产的框架。这一框架下，我们需要在尊重春节生活传承本质的同时，重视并维护其地域、民族特色和多样性；在平衡保护与创新的关系时，确保春节意义与功能表达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尊重并吸纳不同群体对春节的多样性解读和诉求，以包容的态度丰富其文化内涵，促进其当代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和创新性。这样，我们才能充分把握春节申遗成功带来的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新契机，在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欣赏与理解，在文化间对话的实践中，达成实施非遗保护以文化促和平的使命。

　　《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让我们携手并进，为保护和传承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智慧与力量，共同书写非遗保护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