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当我们走进历史深处，回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以及一次次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美好相遇，便呈现在眼前。

　　一、大米和小米的相遇

　　空间和土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中国国土大部分在温带。南方，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2000年的炭化稻谷，江西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出土了距今12000年左右的栽培稻植硅石，浙江上山遗址出土了11000年前的陶器、石器和早期栽培稻遗存。北方，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的炭化粟和黍，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

　　▲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图片来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距今8000年前后，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淮河下游地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大米（稻类）和小米（粟和黍）相遇后，逐渐形成 “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

　　农业的发明，改变了人类选择居住地的标准，推动形成全球性农业化浪潮。涉及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地中海文明，包括小麦和大麦构成的面食文明；涉及长江、黄河的中华文明，包括北方小米和南方大米构成的米食文明。

　　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距今约5200年的炭化黍和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小麦，说明此时东方的黍与西方的麦在这里相遇，也说明新疆在5000多年前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

　　整体看，一碗碗米饭为中华民族的存续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更重要的是，粮食作物交流的背后是人际的交流。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带来人的汇聚，逐渐发展成为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等，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共同家园，成为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地缘优势。

　　▲河南安阳出土的王令众人协田刻辞牛骨（商后期），刻辞大意是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并卜问是否丰收。作者供图

　　二、玉文化和龙文化的相遇

　　学者季羡林认为，“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出土的距今10000年前后的玉扁珠，是目前已知中国玉文化的起点。玉和龙首先相遇在西辽河流域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查海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早期人类使用的玉器，已经附加社会意识，成为“德”“礼”的象征；出土的龙形堆石长达19.7米，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堆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图片来源：北国网

　　玉和龙相遇后，玉文化伴随着龙文化扩散传播，路线大体上呈现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的趋势。学者叶舒宪认为，玉文化在距今5000年之际先统一长三角，其后又在距今4000年之际遍布甘青宁陕等地，大体上统一了中国。

　　上万年来，“玉成中国”所带来的统一过程，不是金戈铁马式的武力征服，而是产生玉礼信仰的文化认同，“化干戈为玉帛”。由此，“温润如玉”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个性，并逐步沉淀为文化意义上的伟大理性。

　　▲新石器时代凌家滩文化玉龙。作者供图

　　在国家博物馆展厅，子龙鼎是迄今所知铸有最早“龙”字的青铜器。在文化意义上，中国人3000年前就被铸上了“龙”印。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诠释龙的传人：“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

　　▲商代子龙鼎。作者供图

　　三、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的相遇

　　1985年，学者苏秉琦在山西临汾参加晋文化研究座谈会时，写下了“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的诗句。对此，苏先生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

　　龙与玫瑰相遇过程，有裂变、有撞击、有融合，中间对接点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一带。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的遗存，有黄河中游华山、东部泰山、北方燕山三个文化主根，还有来自太湖及其他区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北方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响。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作者供图

　　此时，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Y”字形通道，即辽西文明和河套文明通过晋北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Y”字形通道就是学者苏秉琦眼里的中华文明多根系中关键性的“直根”。

　　“直根”发育的过程，也是文化意义上“宅兹中国”观念发育的过程。“直根”扎根，让中国的疆域起步就是“好大的一个家”。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摇篮，在古埃及为尼罗河，在近东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古印度为印度河，它们的范围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中国的摇篮，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有近300万平方千米。黄河中游发育的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

　　▲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双旋纹彩陶盆。作者供图

　　因为关键性的“直根”存在，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观念也在生长。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政权意义上的中国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国有时并不完全重合，但是整体看，中华民族生存的疆域仅有“胖瘦”之分，而无器质之变。

　　四、山和水的相遇

　　殷墟博物馆展厅，摆放着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纳吞的妻子纳芙蒂蒂、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古希腊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等人的雕像。除妇好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外，其他几位所代表的世界古老文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世界上产生的原生文明众多，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起兴安岭，南至南岭，东到大海，西到青藏高原，中华民族一直在用自身力量沟通山水，与大自然和谐共生。万里长城、灵渠、大运河等，将中华大地上的山山水水连接起来，极大促进了各民族血脉相融、中华文明绵延发展。

　　▲马家窑文化典型器物——舞蹈纹彩陶盆，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群舞的热烈场面。作者供图

　　穿过山水，共奉中华成为中国历史主流。秦汉时期，中央王朝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关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的经济共同体。魏晋南北朝370年间，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确立了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匈奴后裔刘渊建立“汉国”，祭祀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的赫连勃勃立国号为“大夏”，称自己为“大禹之后”；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黄帝之子昌意。辽宋夏金时期，契丹据有幽云十六州后，自认“中国”。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清朝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基本解决了地缘安全问题的长期困扰，实现了 “长城内外皆一家”。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石刻中的大禹形象。作者供图

　　山和水相遇的过程，呈现出诸多中国特色。在历史大动荡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带来充满活力的气质与勇猛刚健的气魄，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的相遇历程，推动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五、东西南北文字符号的相遇

　　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800年的大口陶尊，上面刻画着日、月、山的图案。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则出土了距今约4200年、较为成熟的文字符号。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曾发现朱书“文邑”二字的陶扁壶。 自秦统一六国，“书同文”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陶扁壶。作者供图

　　各地文字符号相遇，催生了中华民族经学和史学传统。若把子学传统上溯，就会看到诸子百家，而诸子百家共享了统一的精神谱系，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逐渐凸显。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将夏商周三代与孔子的时代相贯通，呈现了王道理想。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达到了“究天人之际”的目的。各民族所建政权大多继承了为前朝修史传统，如，北魏崔鸿撰写了《十六国春秋》，唐代修《晋书》《南史》《北史》以及《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元代为宋辽金三朝修史，明代为元代修史，清代为明代修史。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系统，是鲜明的中华文明标识。文字背后是厚重的历史文化，最终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