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代训诂学的新发展

　　作者：刘兴均（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当代训诂学以1981年中国训诂学会在武汉成立为起点，以一系列训诂学论著、教材出版为标志，迄今已有近40年的发展了，在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努力下，在学科理论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值得回顾与总结。中国当代训诂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基础薄弱、起步维艰。由于各种原因，训诂学在20世纪20年代闪亮登场后不久就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70年代末，在老一辈学者呼唤下才得以复苏。当时能认得“训诂”的“诂”字的都没几人，章黄学派传人陆宗达、洪诚、黄焯等也已进入耄耋之年。幸亏有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振臂高呼，殚精竭虑地创建学会，编写教材，举办文字、音韵和训诂等多种培训班，才使这门古老的学问得以薪火传承，延续了下来。

　　其二，注重理论探究、人才培养。围绕训诂学在当代的价值、训诂学的学科定位、训诂的原理和方法、训诂术语体系构建等一系列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艰苦的探索。陆宗达、王宁两位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1983）一书完成了当代训诂学的理论建构。王宁先生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一文，主张理论训诂学主要应与汉语语义学衔接，同时发展和丰富其他多种学科，应用训诂学应以新的面貌充实古代文献学。1996年又修订出版了《训诂学原理》，这是以训诂现象的科学解释、训诂方法科学依据的理论说明和从程序上加以分解为其主要内容，揭示与论说训诂原理的专著。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相继建立了训诂学博士点，为训诂学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批学人后来成为训诂学界的中坚力量。

　　其三，研究材料广泛，研究视野开阔。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大量文物被发掘，给当代训诂学研究提供了材料上的方便。同时西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引进到国内，使学者不仅注重传世文献，而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出土文献；不仅注意共时平面的语言研究，更注重历时纵向的语言比较。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成果，为训诂学者进行亲属语言的比较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因此就研究材料的广泛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来看，当代训诂学是超越前人的。

　　当代训诂学要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只有从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上找到突破，在多元创新的环境下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因此，当代训诂学出现了以下新的研究视角：

　　其一，注重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王力《新训诂学》提出训诂学应改造成汉语史，这一主张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得以实施。学者将目光转到历史语言学范畴，从史的角度考察文献词义，出现大量的专书词汇研究的训诂专著。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堪称是运用训诂学的方法和资源进行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其二，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对汉译佛经和混合语文献资料进行鉴伪辨识研究。方一新《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对中古早期可疑佛经如“旧题安世高译经”“旧题支娄迦谶译经”等进行了考辨，也对一些失译佛经进行了甄别，对译经史料的断代颇具参考价值。董志翘《〈入唐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对唐代日本和尚圆仁的笔记进行词汇研究，这是带有混合语性质的文献，研究难度大而高见迭出。

　　其三，将汉语亲属语言和汉语方言活的语料纳入训诂关注的对象。张永言将上古汉语五色词与汉语具有同源共生的侗台语进行比较，严学宭开辟原始汉语和汉藏语研究等领域，邢公畹在汉藏语等比较方面也颇有建树，鲁国尧据苏南方言活的材料证实中古“叛”有“逃避”义等。

　　此外，用训诂学的研究方法来证成作品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真伪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江蓝生、王瑛和汪维辉通过词语的时代特点相继证实八卷本《搜神记》为北宋时作品，与晋代干宝《搜神记》并非一个系统，显示出训诂的实用性。

　　训诂学发展到今天成果丰硕，就代表社会科学最高成就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情况和教育部举办的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数据看，与训诂学有关的成果占了一半以上，足以证明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学科优势。

　　对当代训诂学可否持续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看法：

　　训诂学要持续发展，应当处理好借鉴与固守、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此王宁、宋永培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王宁先生认为：语言既有民族性特点，又有世界共同性。因此，借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这种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应充分考虑汉语的民族特点。宋永培先生认为，当代训诂学要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对两千年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训诂学的成果进行认真的理论总结，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两位先生也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主张，王宁先生借鉴西方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分析汉语同源词，对“音近义通”之词进行系源和推源研究；宋永培先生总结乾嘉学派和章黄的训诂实践，与陆、王先生一起对当代训诂学比较互证、系统贯通方法进行理论说明和操作程序分解，并运用于《说文》意义体系的研究。

　　周光庆主张训诂学要与西方“解释学”接轨，他从分析《毛诗故训传》的训诂体式入手，认为“诂”“训”“传”最能代表训诂学的重要解释体式：“诂”与“训”是整个解释的基础，“传”体则是整个解释的中心。训诂学与西方哲学的“解释学”多有相通之处，比如解释的终极目的是要无限接近原典之旨，但实际上这一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古有“诗无达诂”之说。因此，又引发了对训诂成果的批评问题，张猛《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基本标准，认为好的训诂研究成果应该是知其文、知其言、知其用，从而达其意。训诂的最高境界即“达”的标准是：传实、传真、传神。这和周光庆的观点相得益彰。

　　训诂学发展到今天，成就和不足并存。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像章、黄这样大师级人物。究其原因，诚如鲁国尧教授所言，科研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得学人争相著述，出现急就章、急火饭、急如星火的作品。因此，当代训诂学继续开疆拓土，弘扬为实求真、探本求源传统，唤起甘坐冷板凳、潜心学术的精神仍显重要。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04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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