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共教育、党的政治建设、乡村振兴、老龄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冯颜利：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引，要以理论逻辑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为观察和解释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应当信仰什么、坚持什么、追求什么、实现什么，促进人们形成科学认知、确立行为标准。解决好这一问题，也是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新时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不仅要从学理上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培育和践行；而且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梳理、阐释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层次、内在机理和人民立场、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撑，进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摘编自《人民日报》

　　【邵彦敏、丁宁：优质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

　　吉林大学教授邵彦敏、吉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丁宁指出，农村教育作为公共教育的薄弱环节，需要通过资源配置、政策扶持和制度建设推进城乡公共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首先，统筹规划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保障学生就近享有优质的教育。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其次，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师管理体制，使城乡教师具有相同的教师编制，并对偏远地区农村贫困教师编制指标倾斜配置。实行城乡教师流动管理，建立教师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充分发挥优质教师资源的辐射、引领和带动作用。再次，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推进农村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加强县级职业教育院校建设，并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充分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全面振兴需要，尤其是应重点支持中西部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和专业建设，从而提升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和创新能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

　　【颜晓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认为，聚焦党的政治要求全面提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就要聚焦党的政治属性、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持续发力。进入新时代，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政治属性要求，决定了党的各项建设不能庸俗化、平面化、娱乐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也是党在新时代的政治使命。因而，党的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不能放松懈怠、遇难而退、偃旗息鼓。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政治目标。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进行伟大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党在新时代的政治追求。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走出历史周期率，不被历史淘汰。

　　摘编自《天津日报》

　　【张锟：夯实乡村治理根基，需要坚持德治为根本】

　　河南理工大学太行发展研究院张锟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在于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乡村善治，离不开乡村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离不开农村居民注重乡土人情、道德规范的情感认同。夯实乡村治理根基，需要坚持德治为根本，与法治和自治深度结合，通过道德评价和道德规范，从内心情感约束人们的行为，为自治和法治赢得社会认同，持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发挥德治核心作用，应从建构乡村行为规范入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规民约，使道德规范外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培育和弘扬地方优秀习俗风尚，引导村民崇德向善、奋发向上；从弘扬孝道文化、信用文化、礼仪文化等方面入手，评选模范遵守乡村道德规范、践行先进文化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树立乡村居民学习的榜样；从塑造乡村文化和乡村历史纪念场馆等德治文化载体、培育乡村文明传承队伍、讲好乡村优秀传统故事入手，使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持续传承。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群众的作用，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过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

　　摘编自《河南日报》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程雁婷表示，在2010年中国社会迎来老龄化拐点之后，中国社会的确在很多方面与曾经快速增长的日本社会一样，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带来的消费总需求下行。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社会是在城市化晚期迎来的老龄化。反观中国社会，情况大为不同。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尚处于中前期，总体城市化率在40%-50%之间。这意味着中国仍存在着巨大的硬需求。无论是大城市里的社区改造、加装老人电梯，还是偏远农村从交通到网络的五通工程，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广阔天地仍然大有作为，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到老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消费虽然面临老龄化的减法，但也有很多做加法的空间。中国的电子商务、新零售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由于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被压抑的需求快速被释放出来。市场下沉有农村淘宝，消费升级有盒马鲜生。基于量的消费模式，有农村市场上量的增长；基于质的消费模式，则有越来越多的进入准一线的城市作为重要支撑。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们和欧洲、日本不同，老龄化带来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减法问题，而是一个腾笼换鸟的乘法问题。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