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张琦

　　自2018年7月底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六稳”工作，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针对“六稳”的内在逻辑和功能作用，社会上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稳预期居“六稳”之末，且缺乏可量化的评价指标，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六稳”工作部署的片面理解。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复杂国际形势和爬坡过坎的发展阶段来看，“稳预期”不仅是实现其他“五稳”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

　　稳预期须回应时代命题和社会关注

　　在经济学研究范式中，预期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稳预期就是要减少非理性因素，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当前，中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从国际来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倾向的出现导致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但自2018年以来，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表达出中国人民继续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2019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法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称，我们愿同法方继续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有利于稳定世界各国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深化国际合作的一致预期。

　　从国内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重大时代命题需要一一作答；减税降费、简政放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性任务需要众志成城、久久为功。中国需要在稳增长、控风险、调结构等诸多政策目标中实现平衡，给社会各界注入更多的稳定预期。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主动回应时代命题和社会关注，明确给出了破解系列难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打消多方担心疑惑，初步形成了经济稳定增长的良好预期。从近年来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仍具有良好韧性和巨大潜力，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做好自己的事情。

　　稳预期应重视政策的稳定性和协同性

　　稳预期需要政策的一脉相承和协同发力，但应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和政策的过度叠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要通过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培育新动能、放宽市场准入等措施，为市场松绑、为企业腾位、为百姓解忧。这些连续稳定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预期，增强了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此外，稳预期还要求各类政策之间具有良好的协同性和衔接性，避免政策碎片化、叠加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在2018年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同步发力，纷纷强化对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严监管，在迅速降低金融杠杆率的同时出现了政策效应的过度叠加，给企业正常的融资活动带来了明显压力。在推广运用PPP模式的过程中，由于涉及领域广、参与主体多，缺乏统一的上位法进行规制，长期存在“政策叠加”甚至“政令冲突”现象。2019年3月上旬，财政部出台《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列出了PPP正负面清单，明确了规范开展PPP项目的内涵、边界条件和相关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的政策预期，给PPP行业发展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稳预期要坚持长期导向和正向激励

　　从时间跨度来看，预期分为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它们都是主体行为重要的自变量。短期预期通常具有多变性、随机性特征，由此产生的行为往往具有短期化，甚至具有投机趋向。过度的投机行为必然加剧不确定性的产生，容易由个体风险演化为公共风险。相比之下，以远景规划和战略目标为导向的长期预期，更利于推动市场主体围绕政策目标形成稳定的经济行为，也更利于高效的国家治理。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这些长期性的政策导向，能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良好预期，也让“民企退场论”、“国进民退论”等谬论不攻自破。201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综合采取定向降准、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财税优惠力度等举措为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拓宽目标市场提供正向激励，进一步形成了国家鼓励创新创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稳定预期。

　　“稳预期”无非是有针对性地引导市场预期，促进经济、金融、投资等活动的稳定运行。因此，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有利于稳定公众预期，形成正向的行为激励，从而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