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国家治理、抗战史研究、粮食浪费、全面小康、中国哲学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韩庆祥：“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庆祥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也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所在。13个方面显著优势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方面，13个方面显著优势涵盖广泛、内容厚重，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13个方面显著优势层次清晰、逻辑鲜明。13个方面显著优势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科学制度体系，发展于这一科学制度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善、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充分发挥13个方面显著优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摘编自《人民日报》

　　【汪朝光：加强对中国抗战的全方位研究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中日关系史论著目录”负责人汪朝光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75年，各种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国际学界，开始反法西斯战争最早、受日本侵略伤害最为严重、抵抗战争最为持久坚定、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贡献最大的中国战场，却较少受到关注，这样的状况不应持续并亟待改进。加强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的研究，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论题选择，全方位涵盖战争的方方面面。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付出自己的努力，不断开拓新课题，贡献新成果。例如，中国抗战对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及其意义，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论题。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扭曲历史叙事，制造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逻辑，蛊惑殖民地国家的人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感同身受，对亚洲殖民地国家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持。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中国抗战的亚洲及世界意义。

　　摘编自《光明日报》

　　【刘慧：全民行动起来杜绝粮食浪费】

　　刘慧表示，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让人忧心的是，我国粮食产后损失浪费严重，餐桌上的浪费尤为触目惊心。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粮食增产面临的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粮食稳产增产难度日益增大。另一方面，我国粮食产后浪费严重。在储粮环节，有些地方农户因为储粮方法落后造成的损失高达8%；在流通环节，粮食物流企业仓储、物流、装卸、搬运等设施落后，粮食抛撒损失严重；在加工环节，粮食企业过度追求精加工，造成粮食加工成品率低。在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挑战的当下，要减少粮食浪费，必须全民行动起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树立合理的饮食观念，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从餐桌抓起，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堂抓起，从每一个家庭抓起，在全社会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逐步形成节约型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文化。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减少粮食储藏、流通、加工等环节的浪费。要建设一批专业化经营性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清理、干燥、收储、加工、销售及其他延伸服务，切实解决农户粮食收获后“晒粮难、储粮难、销售难”等问题。

　　摘编自《经济日报》

　　【段妍：发挥政治优势确保全面小康如期实现】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段妍认为，必须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优势，凝聚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确保全面小康如期实现。首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牢牢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小康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要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要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其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是要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坚决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推动党员干部履职尽责。二是要着力培养本领过硬、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提高干部队伍的作战能力及精准脱贫能力，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提升治理能力的工作优势。再次，增强政治意识与全局观念，着力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压实各方责任，提高防范风险、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为全面小康营造良好环境。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王杰：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探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杰指出，中国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构筑了一个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的范畴体系。在“轴心时代”的思考中，中国思想侧重于对人与社会、道德、人生等问题的探讨，由此产生的思想多具道德性、伦理性、人文性特征。在夏商时期，社会的总体特征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但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国以后，打破了延续千余年的天命观，开启了中国文化远神权重道德、远鬼神重人伦的大门，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和格局。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包括：天人关系、王霸义利关系、天下国家关系等等。汉代以后，中国哲学在继续探讨先秦时期所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天人感应、知行合一、天理与人欲等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人与社会而展开的。这些范畴体系可概况为五个方面：一是宇宙论方面的范畴；二是本体论方面的范畴；三是知识论方面的范畴；四是社会政治历史方面的范畴；五是人生道德方面的范畴。

　　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