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亚欧大陆，特别是大陆的中东部。这一点在2016年得到了明显的展示。习近平在年初访问了沙特、埃及、伊朗三国，3月专程访问捷克，6月出访塞尔维亚与波兰，并接着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及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10月出席果阿金砖峰会前访问柬埔寨与孟加拉国。

　　通过这些访问，中国强化了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建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近年发展较快，习近平时隔三年再次造访为两国合作再添新火。而中国领导人时隔三十年再访孟加拉国，并签署向孟方贷款240亿美元的协议，则凸显其“一带一路”沿线支轴国家的地位。孟加拉国或成为仅次于巴基斯坦的“孟铁”。

　　底线思维日益彰显凸显。这方面在南海问题、萨德问题、台湾问题、新加坡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展示。虽然韩美认为部署萨德的直接诱因是朝鲜核试验，但中国认为萨德系统在防止朝鲜导弹攻击上的作用有限，韩国的行为却改变了中美战略平衡，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反应，要求韩国纠正这一错误做法。在南海问题上，面对美国主导、阿基诺政府发动、仲裁庭落实的“南海仲裁案”，坚持“不承认、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并争取到70个国家的政治声援。针对新加坡未能发挥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的功能角色，反而试图取代菲律宾推动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施压中国的做法，中国官方的正式反应仅限于外交部发言人，但也向新加坡发出了相关信息：在南海问题上，声索国之间直接谈判是正途，明显过头的做法不但损害不了中国，也不利于其自身。

　　台湾问题并非国际问题，但对“九二共识”的坚守，也是底线思维的一大表现。蔡英文已经感受到大陆立场的威力，因此虽然一心谋“独”，却不敢把公投法修改草案提交“立法院”付诸表决。

　　公众外交面临挑战。互联网时代民众对外交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因而，以受访国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出访的一项议程。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也对此高度重视，并尝试通过东道国的语言、民谣、掌故、文学作品、文物、民间交往案例等，提升东道国民众对中国与“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接受程度。

　　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建设的参与度在加深，与沿线国的人员往来在增加，但整体而言，沿线国家普通民众几年来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并比如我们预期的那样高，甚至还夹杂着一小部分的反对声音。而这些反对意见都可能影响沿线国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决策。这种现象虽然尚未成为“普遍的主流”，但依然值得中国深思。中国政府很清楚“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与实现的难度，但对于如何应对挑战，还需要更清晰的思路与对策。

　　从发达国家走向海外的历史看，东道国的上述反应是必须经历的阶段。如何被东道国民众从心理上接受、赢得东道国政府的信任，是一个系统过程，从实施到见效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发达国家官方的反思与政策调整，然后以透明、可信、不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实施进行投资、实施合作项目，包括鼓励非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的参与、重视民生小项目的实施、培育东道国的“知我”阶层、展示企业与公民对当地的社会责任，等等。一般来说，通过大约一代人时间的努力，情况将整体改观。

　　总之，2016年的中国外交，与前两年相比，可圈可点之处依然甚多，但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带一路”既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无疑属于长期战略构想。为此，不妨把2017年确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总结和加速推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