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敖晶，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发展中心主任、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孟东军， 浙江科技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书记、院长，研究员 叶晗，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 李莉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方言，则是联系情感、加强沟通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的当下，更应发挥汉语方言的纽带作用，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经济价值，从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措施等方面入手，着力唤起海外侨胞思乡重土、崇乡重祖的族群意识，提升其对祖籍国的相互认同、认知，搭建起心灵相通、血脉相通的桥梁，使汉语方言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

　　一、汉语方言的现状与问题

　　方言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作为文化的活化石，方言更能代表地区文化特色。开发和保护方言，一方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传承地方戏剧、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区域内群众的感情交流。另一方面，方言在使用过程中丰富了普通话的内涵，它的词汇被普通话借鉴采纳，成为普通话健康发展的资源和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语言文化的理论继承前苏联斯大林式的语言文化和民族理论，将语言的统一性列为重点关注对象，提倡“一国一族一语”，将“普通话”当作汉语发展的终极方向，强调北京话“入声失落”“全浊声母消失”的语言学特征是汉语发展的方向，由此，说方言兼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进而使一些方言出现使用人数少、呈零散分布的态势，并处于濒危、流失的状态。

　　2008年，国家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该项工程以市、县（市）为单位，依照统一规范，采集当代中国语言的汉语方言、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俗称“地方普通话”）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有声资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长期保存。尽管此项保护措施起了一定成效，但当前我国的方言保护还只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小众层面，并没有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中。

　　二、汉语方言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纵观我国海外华侨的迁移史，方言在其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担任了特殊的“润滑剂”作用，它拉近了侨胞和祖国之间的距离，搭建了彼此间心灵相通、血脉相通的桥梁，因此方言在海外保持着活跃的态势，像粤语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具有教学语言、书面性传播语言、口语性传播语言、商贸语言、社会服务交际语言、文艺表演语言和社会家庭交际语言等不同层次的地位；闽南语在东南亚广泛传播，同时吸收了马来语、英语等语言，有了自己的域外变体。

　　（一）特殊性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中提出了“五通”，其中，民心相通是实现“五通”的基础。而要沟通民心，则需要借助乡言乡语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国华侨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独特资源，他们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手，也是连接中国与住在国的重要桥梁，还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吴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一种社团语言或族群语言，某种程度上比普通话更具传承性，如温州话之于中东欧华侨圈、闽南语之于东南亚华侨圈、粤语之于美洲华侨圈等。

　　（二）必要性

　　汉语方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人社群世代相传的内容和载体，所谓“他乡遇故知”的纽带就是方言，在海外说方言会让人有归属感和亲切感。方言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地区文明交流互鉴、经贸交流的纽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粤语、闽南语、客家语等方言架设的语言文化桥梁及由此带来的“华侨经济”，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调动现有丰富的方言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迫切性

　　随着第一代、第二代华侨逐渐老去，汉语方言能力退化现象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时有发生，三代以后的方言能力退化尤其严重，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祖籍国文化认同感淡漠。世界各地华语地区的汉语方言跟国内的汉语方言一样，也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它反映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过程，见证了华侨与各所在国家人民友好往来、共同奋斗的历史事实。因此，开发保护海外汉语方言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一带一路”视野下汉语方言开发的对策建议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台湾除了原住民，大陆去台的以闽南地区为主，讲的就是闽南话。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大有文章可做。”这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方言开发同样适用。

　　第一，高度重视方言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顶层语言规划设计。在充分考虑文化传承、语言产业开发、语言服务和语言生活和谐等任务的基础上，建立合理有效、立体动态的传承机制。制定方言规划时，应着力方言人才的培养，通过境内相关院校、机构和境外办学的相互联动，培养一批既具备方言能力，又熟悉新形势、新要求的经贸、文化交流人才。各级政府部门在对外交流中，要配备一定比例的特定方言区干部，进一步发挥方言“心灵相通、血脉相通”的作用。

　　第二，厘清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的关系，运用差别化的语言策略。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并不以消灭方言为前提和目的。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是普通话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从上到下在积极“推普”的同时，要有“方言保护”的意识。在语言政策上，在确定普通话官方语言地位的同时，应赋予方言相应的地位，要营造各种方言长期共存、各尽其用、各司其职的环境。要放宽方言教学的条款。

　　在教育、科研、媒体等领域鼓励对多语多言社会和多语多言人群的科学研究和客观报道，提倡社会对通用语言主导下的多语多言环境的宽松舆论氛围。实现“多语分用”。其本质是在“多语体”内构建一种分层分类的多语共存体系，使各语言、各方言之间形成主体和多样、高层和低层、正规和随意的多元互补关系。

　　第三，注重对方言文化经济价值的发掘。汉语方言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其背后蕴含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开发保护方言，可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同时，方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经贸中具有特殊的交际作用，是沿线国家经贸中的通行语之一，潜藏其中的经济价值极高，应该予以重视方言。以闽南语为例，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东盟各国的商业贸易区通行闽南方言，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会说闽南话的人才能进入商业圈，形成了“闽南语”经济圈。这带动了不少非闽南籍华侨和当地人学习闽南语，彰显了闽南语作为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交际工具的经济价值。

　　要发挥域外380余所孔子学院的功能，除了开展常规普通话教学外，还应细化汉语的功能，针对华侨群体及有需要的人群，采用订单式服务进行特定方言培训。加快培养一批具有方言能力和熟悉地方文化的语言推广人才。

　　第四，创新方言开发运用的举措。要善于利用新技术、运用新媒介，保护和传承方言。要善于运用新媒介，通过方言讲故事、大奖赛等形式，创新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传播方式，打造“互联网+方言”传播的新模式。在文化上，加强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戏剧、曲艺事业的建设，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大力开展关于方言剧种的群众文化活动；在教育上，开展地方乡土文化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开发地方文化普及的校本教材，高等教育阶段可以开设相关的拓展型课程，向学生讲授地方人文习俗和方言知识。此外，也要重视加强方言研究，加大对各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方言专业建设的支持和投入，鼓励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开展有关方言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