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庆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近期，“绿色产业”成为中国政策的舆论的热词，多个政府部门围绕绿色产业接连发力。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并指出，到2025年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同时，“建设一批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打造一批大型绿色产业集团”。《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产业龙头企业，提升绿色产业竞争力。工信部强调，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并制定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平台，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笔者以为，在利好政策催化下，绿色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空间，进而将成为我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疫后绿色产业发展形势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疫后经济复苏和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绿色产业发展同时面临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

　　（一）疫后绿色产业发展机遇

　　1.疫后消费复苏与绿色消费升级。推动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绿色消费升级有望引领疫后经济高质量复苏。绿色能源在疫后复苏中扮演关键角色。在绿色能源战略中，可以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建设低碳节能、富有韧性的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推广绿色能源技术，扶持绿色用能行业发展，支持传统行业进行能源改造升级，引领绿色生态公共工程建设。绿色食品是疫后消费升级的重要支撑。绿色食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前提保障。加强绿色有机种植，推广生态养殖，深化绿色食品加工制造，培养绿色食品品牌，有利于推动绿色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健康生活是绿色消费升级的根本目标。疫后各国绿色消费和健康生活观念进一步增强和普及，有望引领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在发展中挖掘好青山绿水的生态优势，加强污染防治保护好蓝天碧水，营造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打造绿色产业体系，推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城镇化，有望通过提升地方城市品质进而提升生活质量方式增强经济恢复韧性。

　　2.疫后产业复苏与绿色投资需求提升。推动疫后绿色低碳投资和促进产业复苏和提升经济韧性的基本导向。未来，绿色项目占新建项目的比重将持续提高，新建项目的环境气候影响评估进一步加强，居民消费和政策采购的绿色化继续发力，金融领域绿色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绿色投资需求将保持高增长态势，有望形成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

　　3.疫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是实体经济绿色化发展的主体。受疫情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叠加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形势严峻。培育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利用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实施制造业绿色化改造，大力发展绿色产品，推进绿色制造，应用绿色能源，构建以绿色技术、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支撑的绿色制造体系已经成为沿线各国的当务之急和大势所趋。

　　4.疫后城市绿色转型。疫后社会公众关于人居环境的健康审视有望加快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一是城市楼宇的绿色健康化。城市楼宇建设过程中对绿色健康生活将赋予更多权重，更加系统地统筹楼宇物理功能和居住空间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提升社区设施的自动化、智能化、便利化水平，提升社区承载力和居住舒适性。二是提高城市韧性。经济韧性方面，主要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链地位，改进区际交通物流网络，提升应对外部政策及突发事件冲击的应对恢复能力。实现绿色城市对绿色产业、绿色生活的有效承载。

　　（二）疫后绿色产业发展挑战

　　1.疫后供应链紧张。疫情带来的生产停顿、物流停滞和通关受阻，对全球供应链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甚至中断，打乱了全球分工格局下各国产业的有序稳健运行。受国内外疫情影响，汽车、半导体生产企业受损严重，导致产业链供应紧张。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通过渲染供应链紧张氛围，加剧供应链对抗，推动供应链转移回流，损害供应链韧性，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2.疫后市场风险积蓄。疫后多维因素叠加，显著加剧了市场风险。一是市场主体风险。疫情防控期间生产停滞、物流堵塞、产业链受阻，各国疫情防控形势参差不齐，各国贸易、投资、消费复苏迟缓，使得各类市场主体面临资金、技术、营销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二是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疫后不同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显著分化。我国经济体现出较强韧性，呈现长期向好、快速恢复态势，但很多经济体疫后财政收支压力加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激增，普遍面临衰退风险，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三是贸易政策风险。受疫情防控、通关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贸易环境明显恶化。疫后贸易壁垒普遍上升，贸易摩擦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对全球贸易网络及贸易韧性都形成显著冲击，增强了贸易的不稳定性，对国际投资形成负面影响。

　　3.疫后绿色发展能力下降。疫情下普遍性的经济下行对各国的绿色发展能力形成了显著负面影响，各国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同时面临资金、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制约。首先，疫情导致吸引和利用国际绿色投资的能力下降。疫情期间，世界绿色产业的对外投资区域显著受限，对外投资规模大幅萎缩，投资转移愈发突出。其次，绿色技术获取变得更加困难。疫情期间供应链的中断、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限制措施升级和高技能人才的国际流动停滞加剧了后发国家的技术劣势并形成了明显瓶颈效应。最后，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和政府赤字攀升削弱了沿线国家对绿色发展政策的支持力度，对长期以来政府补贴扶持政策的节能环保、污染防治等行业形成了冲击。

　　4.疫后政策协调成本上升。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国际旅行、运输、贸易政策都形成了重大影响，在明显推高贸易成本的同时，也导致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成本。首先，国际交通阻滞，人员往来明显受限。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各国都升级了管控限制措施，国际代表团访问交流急剧减少，压缩了国际交流的途径。其次，保护主义局部兴起，加大国际协调难度。疫情导致去全球化和去规则化的兴起，少数国家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防控叠加，贸易保护手段更加广泛，争端数量显著增加，对世界经济稳健复苏形成突出压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面临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二、绿色产业促进稳健复苏的优势及潜力

　　绿色产业促进经济稳健复苏在产业发展潜力、产业辐射带动力和国际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其他产业不具备的突出优势和潜力，这是以绿色产业促进经济稳健复苏的逻辑基础。

　　（一）绿色产业具有广阔发展潜力

　　促进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这为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是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基础。在各国绿色采购、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生产要素优先配置等绿色产业发展政策的支持下，绿色食品、绿色包装、绿色新材料、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生态绿色服务等产业有望进一步做大做强，实现一二三产业绿色融合及可持续发展。这将为新阶段世界经济的稳健复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绿色产业具有巨大带动能力

　　绿色产业体系是一个崭新的资源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涉及广泛的绿色供应链构建，包括绿色种植养殖、绿色生产制造、绿色供应链管理等方面，涉及要素获取、生产研发、包装加工、物流仓储、最终消费整个过程，涉及原料供应商、生产制造商、销售贸易商和最终用户等市场主体。绿色产业涵盖三次产业的绿色化生产和生态化改造，包括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和绿色消费等方面，最终要通过绿色农业、绿色工业和绿色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来实现，具有非常强大的辐射拉动潜力。

　　（三）绿色产业发展具备较好营商环境

　　绿色产业以自然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污染防控和以人为本的绿色健康导向为基础，在突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首先，绿色产业具有较强绕过苛刻环保标准的能力。绿色贸易壁垒是贸易保护主义经常采用的以各种法规和标准为基础实施的保护措施。绿色产业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充分实施了节能减排和绿色化改造，对突破相关技术性壁垒有内在优势。其次，绿色产业是国内外市场的共同发展趋势。绿色低碳是国内外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共识，具有内在的超国界认同，针对绿色产业实施保护面临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约束，从而抑制了针对绿色产业的保护措施，对绿色产业的国际营商环境形成了积极影响。

　　三、以绿色产业发展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发展的策略

　　以绿色产业发展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发展，既是沿线国家民心所向、政策所倡，更是加强区域质量合作的有效切入点。对此，我们可以从推进绿色投资、深化绿色产能合作、提升绿色产品贸易和实施共同绿色治理等方面积极实践。

　　（一）推进绿色投资

　　秉承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促进对外投资，对提升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实现东道国与母国的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要严格遵守“一带一路”绿色可持续投资倡议，强化绿色项目认定，加强绿色金融支持，从绿色收益、绿色效率和综合收益等方面对投资项目开展多维绿色评价，制定区域统一的绿色标尺和原则，提升沿线绿色投资项目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

　　（二）深化绿色产能合作

　　以“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目标深化“一带一路”绿色产能合作。开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围绕绿色产能合作，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气候行动与污染防治能力，促进先进绿色与低碳技术的交流与转让，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与贸易的发展。以高耗能行业的低碳清洁化改造为重点，提升传统产业合作。以绿色新兴产业联合研发、合资联营等方式，共同促进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的研发和绿色产业体系的培育。

　　（三）提升绿色产品贸易

　　将推动绿色贸易发展作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全面提升绿色产品贸易的规模和质量。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贸易规则制定，优化国内绿色贸易政策体系，促进绿色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沿线国家绿色贸易政策体系的整合及趋同化。弘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绿色贸易交流平台和机制，推动沿线国家共商绿色贸易战略，共建绿色贸易规则，共享绿色贸易经验，实现绿色产品贸易朝着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实施共同绿色治理

　　加强共同绿色治理是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引领经济稳健复苏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政策对接，积极搭建多层次、多类型的绿色发展合作机制及平台，促进绿色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协同耦合。要挖掘绿色治理潜力，拓宽绿色合作领域，提升绿色产业质量，促进绿色产业投资，扩大绿色产品贸易，深化绿色技术合作，打造一批共建共赢的绿色产业集聚区，构建统一互认的绿色标准体系，形成有影响力的延续绿色产业集聚带。要增强“绿色治理”观的世界认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绿色发展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促进区域共同绿色治理的政策协调，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共同打造区域绿色国际公共产品，为我国更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革新提供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