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建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坚持系统观念，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此，我们需坚持系统观念，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推进。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是仅靠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联系而非割裂、全面而非局部、动态而非静态地研究制造业发展问题，营造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

　　（一）

　　世界上一些制造业先行国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造业生态。

　　美国形成了内源为主的创新引领型制造业生态。其凭借强大的创新资源、一流的跨国企业、关键的产业环节和高端的市场需求，在构建完善制造业生态的主要方面都能做到以国内为主，对国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主要是一般制造领域和低端环节。

　　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链条协同型制造业生态。这些国家拥有相对完备的制造体系和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占据产业链的高精尖环节，并形成了与之配套的应用型技术开发、高技能人才培养、关键装备及材料生产、产业配套能力建设等基础支撑。

　　再看一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形成了多头在外的分工嵌入型制造业生态，主要通过发挥劳动力等一般要素的成本和效率优势，承接国际资本、技术和订单转移，大量进口关键核心零部件、出口终端产品，形成“多头在外+分工嵌入+生产制造”的产业发展格局。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制造业生态也具有分工嵌入型的特点。

　　（二）

　　当前，我国已迈入新发展阶段，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相比于世界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生态尚不健全、不完整，内生的、自主的产业循环体系不够畅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面临一些突出挑战。

　　一是科技创新合作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长期以来，技术引进与合作是弥补我国技术创新短板的重要方式。但随着我国产业发展能级提升、技术实力增强，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我国有望取得技术突破的产业领域进行遏制打压。这种形势下，我国技术引进和创新合作的空间大幅压减，推动自主创新、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较为紧迫。

　　二是持续扩大国际市场规模的困难增多。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部分国家与我国的经贸摩擦明显增多。近年来，在纺织服装、家电电子等领域，由于出口难度增大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已经显现。同时，部分国内企业长期为跨国公司代工，导致其适应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的能力较为欠缺，而顺应消费需求升级态势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

　　三是产业链自主循环的体系还不顺畅。我国产业链循环存在国外协作路径依赖深、国内协作转换成本高、跨产业融合程度不深、跨企业协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具体来看，部分国内企业在重大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生产性服务等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较为依赖国外企业；国内不同产业间、不同产业环节间缺乏有机衔接，技术、产品和市场的联系割裂，比如，机械与电子、装备与材料、制造与服务等产业的相互支撑和联动发展不足；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导致国内企业在产业链构建和价值链治理上的话语权不强。

　　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体系尚不健全。从要素结构看，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创新资本等高端要素供给短板突出，对高技术和创新型产业发展的支撑力不足；从需求结构看，满足国内需求升级的产品供给短板突出、大量依赖进口，同时，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空间有限、推广应用不足；从配套政策看，我国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产业政策还在探索完善中。

　　（三）

　　从发展历程看，我国制造业生态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具有分工嵌入型生态的特征，但从结构体系看，我国与日本、德国等国家相似，具备做强做优制造业的基础。面向全球竞争，我国也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现实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需基于我国产业基础条件和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坚持系统观念构建符合我国发展需要、具有特色的制造业生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传统优势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要围绕传统优势产业锻长板、补短板，重塑竞争优势、挖掘增长空间。要聚焦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发力，推进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更好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抓住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和需求升级的契机，提高适应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的产品开发与创新能力，提升产品研发设计和增值服务的质量；要提高产业间的耦合协作能力，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提高不同产业间的配套协作水平，提升整机与零部件、装备与软件、制造与增值服务的融合发展水平。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探索创新发展新路径。相比于传统产业，我国在一些重大领域和新兴领域与主要发达国家处在同一发展水平，而且在部分领域已经形成先发优势。要抓住技术创新和需求扩大的契机，在重大、新兴和前沿领域提前布局、系统谋划，加快探索创新发展的新路径。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创新要素培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支持力度，争取在一些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健全协同创新与联合攻关机制，推进跨领域和全链条创新能力建设；进一步开拓升级国内消费市场，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把内需市场优势切实转化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优势。

　　培育“链主”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搭建分工协作新架构。要理顺企业分工协作关系，加快国内产业自主建链强链的进程，增强产业体系的协调性、韧性和开放度。需积极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强化产业间、企业间的联系，构建更具话语权的国内产业链价值链，增强链群发展合力和整体竞争力；提高价值链治理能级和国际分工位势，推动国内产业链协作关系的国际化拓展延伸；支持具备技术、产品、产能和市场优势的国内“链主”企业“走出去”，加强国际创新合作，深化国际产业协作，推动我国产业链向更高水平的全球产业链跃升。

　　建立产业要素协同发展机制，夯实要素禀赋支撑。产业竞争归根结底是要素支撑体系的竞争，关键是要构建和完善要素禀赋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协调的发展机制。需在巩固和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金融资本结构和配置效率、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等方面切实发力。

　　增强政策的协同性，以政策优化引导制造业发展环境优化。产业政策影响制造业生态的构建。需加强选择性政策与功能性政策的协同，进一步增强创新、技术、质量、品牌、环保等方面的政策保障；加强局部施策与整体施策的协同，既要聚焦重大装备、关键材料、核心技术等方面的短板重点施策，又要在上下游衔接、前后端配套、全周期协作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全链条融合发展；加强产业政策与其他关联政策的协同，统筹推进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教育政策、贸易政策等的衔接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