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逻辑、本质特征、重要地位、世界意义的全面阐述。

　　形成逻辑：历史结论与根本成就

　　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这实质上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的前提。

　　“百年奋斗”“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描述的是这一道路开创、形成的艰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党内存在分歧乃至斗争，也付出不小代价。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左”倾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内出现了某种“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极力主张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结果使革命屡屡受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这一时期党内所有之争，最根本的是思想路线和革命道路之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致力于解决“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落后问题，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当时我们注重“向苏联学习”，一定意义上采用了“苏联模式”。对此党内存有不同意见。究竟是走“苏联模式”的道路，还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历史和实践证明，“苏联模式”在中国没有成功，反而出现了急进冒进等“急躁症”倾向，影响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后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经验，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自己的路”。这一时期，党内最关切且争论最大的根本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当时我们党最关切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搞现代化。问题是要搞什么样的现代化。在这一问题上，党内在思想路线上是有斗争的，最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选择“走自己的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是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在“苏联解体”“苏东巨变”时，“道路之争”再一次呈现出来，甚至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总之，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争论最多也是最根本的，是“道路之争”，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但最终取得的根本成就，也是“道路”方面的，即坚定“走自己的路”，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走自己的路”是从共性角度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共有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角度讲的，是走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具体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从现代化的具体实现形式角度讲的，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创造出来的现代化新道路。如果说“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对注重“中国国情”的话，那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注重“中国国情”，但更凸显其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现代化”道路，当然要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即在从农业化到工业化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注重工业化，工业化进程必然注重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内在要求注重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文化领域的自由平等；现代化建设首先注重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再进一步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当动能不足、发展失衡时，要注重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的新道路。所谓“中国式”的“新”，在政治上体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经济上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文化上体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上体现为坚持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态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走出来的，它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探索中国道路，而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中国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国情，也要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既把“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中国式”和基本经验三者相结合并取其精髓，又是在辩证扬弃并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意义上讲的。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丰富内涵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与时俱进的开放性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道路；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把动力、平衡和治理有机统一起来的道路；把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保持持续有序生产、保护生态统一起来的道路。

　　由此可得到一些启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而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垄断话语权的格局，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美丽神话”；它注重运用市场和资本但不被市场和资本所俘获，超越了资本主导的逻辑，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因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

　　世界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在实质上讲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维度及其世界意义。在人类文明谱系中，能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明。中华传统文明是一种以道德型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其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清朝后期统治者的封闭僵化保守，中华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走向衰落。在近代史上，中国盛极而衰，中华文明曾被视为沉重“包袱”，全盘西化论因此滋长起来。应承认，近代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远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自进入21世纪，西方文明开始受到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把世界推入乱象丛生的境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意味着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机制出了问题。其深层根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出了问题。西方文明有三大支柱：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资本至上。西方中心论把整个世界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是“主”，非西方世界是“客”，“主”统治“客”，这蕴含着“冲突”的基因；自由主义主张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最大化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这蕴含着“利己”的基因；资本至上意味着它放纵资本逐利、扩张和增殖的本性，这蕴含着“扩张、掠夺”的基因。如此来看，作为世界困局之始作俑者，西方文明难解当今世界困局，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资本至上终要破产，人类呼唤新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问题意识，依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日趋成为世界历史，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开创、形成和发展的，它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注重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维度及其世界成果，就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世界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的世界观，超越了西方“一元论”的世界观；强调国家平等的国家观，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论”的国家观；强调文明互鉴的文明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文明观；强调坚持符合国情的具有自主性、包容性的发展观，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观；强调互利普惠的义利观，超越了西方“你输我赢”的单赢观。

　　基于上述阐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是：它是遵循“动力—平衡—治理”相统一这一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文明，突出规律性；它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理念的文明，突出共同性；它超越资本主导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并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文明，突出普惠性；它超越西方中心论和自由主义，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新世界观、国家观、文明观、发展观、义利观为世界交往规则，且注重多样性、平等性、互鉴性、包容性、普惠性的文明，突出多样性；它是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文明为总体布局的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突出协调性；它是着力于世界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文明，突出共建性。显然，它辩证扬弃了中华传统文明，超越了西方文明，找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人类发展的再生之路，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如今，中国提供给中国与世界所需要的“礼物”，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基于这一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