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远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今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如何理解主体性？从哲学意义上而言，是主体对客体确证其认识、实践和支配的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自由的，这就告诉我们主体性不仅是一种认知理性，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理性，是自主、主动、能动地变革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将其当作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更是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来看待。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农民作为参与者、决策者、受益者、评价者的主体作用，相应地也要赋予、培育他们形成充分参与、表达意见、获得收益、提出评价的权利和能力。应该认识到，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价值实现要求，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道德应然、政治宣传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着力研究如何全面认识和高效地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及如何增强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在于建立城乡融合长效发展机制。工农对立、城乡对立一直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西方二元经济理论认为，解决城乡对立的途径是尽力扩大城市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部门，促使形成更多资本积累以扩大再生产，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待边际产品趋于一致后城乡对立消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乡村建设至今已走过了城乡二元发展、统筹发展两个阶段，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乡村振兴离不开城乡融合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从微观层面是农村集体经济、返乡创业、城市下乡资本、乡村建设项目同农户之间的长效联农、带农、惠农利益分享机制的建立、完善、监督和执行，通过引进链条长、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产业，给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给乡村发展留下更多收益；从中观层面是提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力推进网络、物流、交通、数字信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利用现代农技手段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效率和农业生产力，不断完善县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关注的利益分配、就业创业、子女上学、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创造让农民立足乡村、治理乡村、发展乡村的环境；从宏观层面是国家统筹东西部、城乡间、工农业资源要素，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健全和完善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制度体系，通过干部配置、组织推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向农村持续倾斜。全力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此，微观有机制，中观有环境，宏观有政策，使得农民利益有保障、农业发展有前景、城乡融合有抓手，乡村振兴就能够获得农民的积极支持、高度信任和热情参与，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键在于了解农民的核心需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曾长期依赖于稳定的农业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我国曾实施一整套“以农促工、城乡隔离”的政策措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虽然农业发展、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取得显著成就，但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不断累积，农村居民对共同富裕的需求总体更加强烈，这意味着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是一条攻坚之路，更是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有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的核心需求在于对土地权益、富裕生活、便捷交通、基层民主、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现代农技等方面。这就要求乡村振兴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需加大对乡村地区软硬件环境建设投入，维持政策稳定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持续投入，及时纠正县乡两级行政单位在推进乡村振兴决策部署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根本在于培育高素质农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引领。农民是乡村的主人，要真正激活基层自治力量，让农民在乡村产业布局、招商引资、项目实施、收益分配、效益评价等各个环节都能够充分行使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不断提升其对乡村振兴工作的认同感、责任感和满意度，需要充分挖掘和激发留守村庄的传统农民、具有经营意识的高素质农民、具有乡村文化积淀的“乡贤”等不同农村居民群体的价值。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以公益性质为主、市场性质为辅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农民群体的科学文化素养、专业技能、经营能力、组织能力等综合素养，在此基础上实现传统农业与文化、科技、康养、教育、旅游、研学等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让农民作为主体不断主动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新形式和新模式。只有过硬的人才品质才能保障乡村产业的发展品质，才能使得村民有效自治的组织体系富有生机，才能让农民持续承担重塑中国富有“人情味”“乡土情”的乡土文化重任。